时大彬&包容日常生活的壶,在漫长岁月中淬炼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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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溯远古而蕴渊博,泥条盘而铸彩陶”的彩陶壶,到“我姑酌彼金罍,维以永怀”的青铜壶。从“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瓷器壶,到“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的紫砂壶。壶作为人文非遗,正是我们的先民前贤对生活品质化的彰显,对审美物态化的追求,对器皿情致化的呈现。可以讲是对“诗意地栖居”的芳华再现。
壶中日月,器融春秋。紫瓯乾坤,瓷耀九州。长亭外,古道边,往事被相约相守的记忆所唤醒。宫阙中、楼台间,韶光被雨丝风片的流转所牵挂。满庭芳,玉楼春,思绪被星辰大海的交替所惊艳。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容器,在漫长的岁月中,演绎着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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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彩陶壶,故宫博物院藏
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彩陶壶,折射出原始先民的生活情趣;唐代法门寺中高贵的秘色瓷壶,代表“壶中日月在胸襟”的史诗吟唱
壶,《说文》中庄重地解读谓:“昆吾圆器也。”从彩陶、青铜、青瓷至紫砂,壶正演绎着我们民族的生活形态、思想情趣与审美历程。
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壶到马家窑彩陶壶来看,我们的原始先民已将绘画、装饰、雕塑、造型、契刻等集于一体,内蕴着他们的生活形态、社会生态及原始图腾心态。如马家窑神人纹彩陶壶,器形丰满圆润,造型隽秀丰丽,装饰简洁明快,已折射出原始先民盎然的生活情趣和独特的思想情感。奴隶社会的商周文化艺术,以青铜器为典范,由此开创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而青铜器壶则凝聚着那个时代的生活风情、审美风采及社会风貌。如青铜瓠壶,以鸟作盖,下承圈足。整体造型相当生动,长颈,溜肩,鼓腹,平底。盖面饰龙纹,颈部饰几何云雷纹,腹部饰蟠虺纹。工艺精湛,纹饰精美,雕刻精到,使之在实用功能外,亦有很高的审美价值,郭沫若在《彝器形象学试探》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秦汉时期的制陶工艺,也以大量的日用器皿为主,但生活中的美学意识,依然风动艺苑。如洛阳出土的《汉彩绘龙虎陶壶》,器形圆浑丰茂,纹饰简约优美,色彩明快质朴,特别是壶身纹饰施以红色,与整体的壶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已可见色釉彩陶的特征。陶器发展到东汉,有些地区已出现了青瓷,如浙江上虞的龙窑青窑就十分著名,由陶向瓷的发展,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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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纹彩陶壶,甘肃省博物馆藏
传递着春秋的交替,迎接着时光的陶冶,展示着工艺的升华。据《陶录》载:“陶至唐而盛。”也就是说陶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更趋于从实用性提升到审美化,从器具性推进到品质化,从技术性演变为艺术化,从而出现了“至唐而始有窑名”的工艺新标杆。从此,无论在江南的杏花春雨里、小桥流水边,还是在北国的铁马金戈间、边关要塞中,从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杜甫的“白日放歌须从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到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白居易的“壶酒朋情治,琴歌野兴闲”。唐诗在酒壶的洇润中,发酵得更加浪漫旖丽而豪放激越,而诗人们手中的那把造型别致、釉色清雅的“皮囊式茶沫壶”,正是产自浙江绍兴东部的越窑。当时被大唐人尊为“诸窑之冠”的越窑青瓷,工艺考究,釉色温莹,器形精美,质地坚硬,叩声清脆。诗人徐夤以诗赞曰:“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溃。”又如长沙窑的“凤凰纹执壶”,器形大方而端庄,筒状壶身粗而长颈,腹圆流短而柄曲,充满了力度气势。壶身罩以温醇的青釉,青中闪黄,透着华贵。壶腹用褐绿彩绘飞凤,线条瑰丽流畅,形神灵动秀美。难怪“一为迁客去长沙”的李白见此酒壶,触到内心深处的乡愁。唯其如此,窑的冠名,具有了美就是生活的里程碑意义。而皇家寺院法门寺中高贵的“唐秘色瓷壶”,则代表着“壶中日月在胸襟”的史诗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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