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彬&包容日常生活的壶，在漫长岁月中淬炼诗与远方( 三 )

不经意间，那个风云际会的万历年来到了，以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为代表的第一次紫砂壶艺高峰出现了。时大彬是嘉靖年间崛起的紫砂四大名家之一时朋之子，他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深厚的艺术造诣，特别是他游太仓时与大儒陈继儒及大画家王时敏在景色旖旎、山明水秀的南园品茗论壶后，文心雕龙，壶艺大进，从此以文人理念融入设计构想，壶形趋于精湛，壶式趋于造型，壶款趋于诗化，由此真正确立了名家紫砂壶式的价值体系与流派谱系。《宜兴瓷壶记》评时大彬曰：“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人起敬。”他的襥印壶、僧帽壶、玉兰花瓣壶，独具匠心，美仑美奂，被称为“天下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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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宜兴窑曼生款提梁曼生壶
康熙年间，陈鸣远以金蟾三友束柴壶成就壶艺史上标杆之作；嘉庆道光年间，将书法、篆刻、诗文汇于一壶的“曼生十八式”，开启文人壶的黄金时代
光华潜蕴、珠圆玉润的紫砂壶，氤氲着岁月的精华，涵养着生活的诗意，收藏着审美的心语。在壶都宜兴崎岖的山道上，雨后初霁，苍翠染目，一樵夫正背着一捆刚砍下的木柴蹒跚而行，随其身后的陈鸣远观望着那些被风雨磨砺的斑斑驳驳的树干，皴沟纵横，极富沧桑感。而有些木柴上还有着大小不一的蛀洞，有一只小蟾还不舍离去，散发出盎然的生命气息。正在为找不到新的壶形而踏山赏景解闷的陈鸣远眼前蓦然一亮，这不就是很好的壶形题材吗？就这样壶艺史上的花货标杆之作《金蟾三友束柴壶》便诞生了。被尊为“紫砂才子”的陈鸣远，崛起于清康熙年间，擅长雕塑造型及创新设计，书法亦有晋唐笔意，他的壶艺风格儒雅雍容，铭文隽永诗化，工艺精细独到，从皇宫到民间都被珍藏，蜚声海内外。
月色倾城中茶香流芳，壶中菩提间紫砂含情。由此可见，作为实用器皿的紫砂壶，越是发展到后来，越是内蕴者精神的寄托与艺术的承载，藏魂隐魄而境生象外。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一代大师陈曼生结缘于壶，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工于诗文，精于篆刻，擅长书画，喜好鉴藏等，而对于紫砂壶，更是情有独钟。他在溧阳任知县时，一有空闲他便去相邻的宜兴丁蜀与壶师杨彭年一起调弄紫砂，研制茗壶，创立了名闻遐迩的“曼生十八式”，由此开启了中国紫砂壶史上的文人壶期。曼生壶最大的特征就是将生活化寓艺术性之中，将实用性融审美化之内，并将书法、篆刻、诗文汇于一壶，壶型简约别致，壶式质朴古逸，壶铭哲理禅机，气韵高迈雅逸，是谓“方非一式，圆非一相，蔚为壮观。”
在那茗香清远、壶韵如诗的“曼生时代”后，在紫砂艺苑的三生石上，一把邵大亨的《掇只壶》似临水照花，尽得风流。据说当代制壶泰斗顾景舟最后一次的上海之行，就是为了再看一眼这把大亨壶，这是大师向大师的问候？还是向经典的致敬？不必去解读，这是心有灵犀，更是一代大匠的境界。大亨天才早熟，成名甚早。其壶艺格古韵清而气度超凡，器形雄健而大气磅礴，在当时就有“一壶千金，几不可得”之贵。他不流时俗，生性孤傲，藐视权贵，是人品、壶品并重的紫砂巨擘。大亨壶那浑朴红润的包浆在时光的滋润下，至今荡漾着一代宗师的大匠之风与高贵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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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宜兴窑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故宫博物院藏
只要生活在，壶总是携带着年轮的牵挂，相守着岁月的从容，静待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亦有下海，就是如今的虹口提篮桥一带。当时那里有个下海庙，香火鼎盛，信众云集。不少善男信女提着香火篮过桥，故称提篮桥。庙中的方丈为了纪念名刹，专门请了壶师陈光明制作了《钵盂提梁壶》，以作镇庙之宝。其壶形就取自僧人日常使用的钵盂，壶腹上刻有形似蝌蚪的岣嵝文，弥散出古朴浑穆之气。那微翘的流口，至今似在波澜不惊地诉说着那渐行渐远的海上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