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代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变奏 |边界|米米|鲁敏|作家|文学

【作家|当代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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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城市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重心和焦点，如果说“乡土——城市”的二元结构可以作为一个阐释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型，那么明显的文学偏正形态正在加速生成。恰如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数量超过9亿、占比超过63%的中国人居住在城镇，无论作为生存空间还是欲望对象， “城市”都已日趋内化于“文学” ，而“城市性”也开始成为文学的“默认属性” 。无论作为理解入口还是阐释基点， “城市”都已经变得难以动摇、显得难以取代。
作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的省份，城市经验极大地孕育、滋养了江苏文学并重塑了江苏文学的面貌，前所未有的城市之“变”已经率先于江苏发生。而与这一巨变相伴生的江苏作家则天然地以其创作展现了这种变化，并在相当丰富的层次上以高度的敏锐和精确，描摹了城市之“变”的肌理。
边界感的普遍建立是城市文学的第一大特征。所谓城市之“变” ，首先是指城市是一个巨型的“关系破坏机” ，个体进入城市，就往往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的彻底解体和新的城市性社会关系的被迫重建，个体生存于城市，又往往不得不面对着深度关系建设的艰难和解构的轻易。百年前鲁迅对“乡土文学”命名、对其“侨寓性”的归纳，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认识。而在21世纪， “乡土——城市”之间的二元关系开始愈加丧失重要性。当代的城市人口往往缺乏与乡土的血脉关系，他们是“城二代”或“城三代” ，而“乡土”早已变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于是，不仅来自于乡土的原初社会关系遭到降解和重塑，城市内部的原生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无论作为记忆还是经验，个体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都在不断走高，而相对来说，宗族、家族甚至家庭的存在感则日渐走低。在城市生活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队伍”和“一个人的战争”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生活还紧密关联着乡村，两者间具有一种脐带性关系，而充任“脐带”的往往是家庭和家庭的拓展，那么当前的城市生活则意味着“只有归程，再无来处” ，家庭的重要性被不断消解。江苏作家对此有着高度的触感和知觉，诉诸笔端的家庭故事往往深入腠理。
鲁敏在小说《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家庭——女儿与商业伙伴合租、离婚的父亲住在紫金山下的别墅、母亲生活在市中心的小区、一度亲近的奶奶躺在市里医院的康复科。当女儿米米选择自杀时，这些血亲无人能够说出哪怕一个接近于真实情况的理由。已经被城市生活犁过一遍或几遍的血缘再也无法承担亲密关系，这些幸存者反倒更加急迫地要抓住任何一个并不十分靠得住的理由，以填补自己无计可施、无言可对的愧疚与空虚。室友、生意伙伴、性伴侣之类的关系，占据了城市生活者的绝大部分时间。鲁敏尖锐地写道：虽然米米与室友初音合伙“建了三十多个群” ， “分头料理，在各个群搞气氛，给大家集赞投票打卡做运动做经验分享，再慢慢带货” ，可谓戮力同心，但令人弄不清楚的是， “初音对米米之死，是极度伤心还是极度不伤心” ，因为这两者的表现一模一样。无论在血亲还是非血亲之间，不可见而又坚硬的边界已经建立，这种边界感极大地压抑和重塑了人的感情表达，深度的情感共鸣被排斥在外，以至于亲生母亲对米米的死，也是“偏就是哭不出来” 。在鲁敏笔下，唯一热情关注米米死因的是一个靠写自媒体文章为生的采访人员（也即是文中的“我”），因为“我”急需这个自杀素材写出文章以追求“稳赚不赔” 。米米与“我”虽然阴阳两隔、牝牡有别，却几乎是同一个人的两面，面对职场压力， “我”抱着“这次再干不好，我他妈就去死”的决心去追寻线索，也不过是一个未死的米米；米米在城市里独自挣扎谋生，也不过是个死掉了的“我” 。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镜映与照亮，却仍难以逾越彼此间的已成边界，更无法形成具有深度的共鸣，所谓“或有故事曾经发生” ，意即这是一个被边界所限，既无法令人亲临现场，也无法让人归因叙述的故事。在这强烈的边界感之下，人与人又发展出各种传统观念所不能涵育的新型链接。同质的人生与坚硬的边界，有可能成为城市文学的主要内容。对这一现实的深切表达，显然是当代江苏作家深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