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代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变奏( 二 ) |边界|米米|鲁敏|作家|文学

挤压感的形影相随是城市文学的第二大特征。城市不仅破坏原初关系，也整合和重塑人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既要高强度协作，又必须保持间距与行距，高密度的人口与高效率的日常使城市人都穿上了需索无度的刺甲，老板嘴上的工作量、打工人眼中的工资单、所有人心下的碎碎念……都转换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KPI ，人们彼此贴面飞行，所思所感却如与狼共舞。人与人之间不光有难以打破的边界，更有互相施与的巨大压力，彼此间就变成了“无法白首、难以相知、只能按剑”的关系。哪怕身处边缘，勿需与他人密切链接，这种“且行且珍惜，随时随分离”的关系也仍锚定于人的内心深处，使当代的人际关联呈现出别样的景观，江苏作家对此有着深切的体验与书写。不仅如此，江苏作家还进一步下沉，笔力从都市渗入县城，在县域书写中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在曹寇的小说《母亲》中，分手十年的女友之母骤然来访，在尴尬莫名的气氛中掠过主人公的生活。无论是在功败垂成的准岳母和准女婿之间，还是在家庭全须全羽的真岳母和真女婿之间，紧张关系都如出一辙。而小说结尾，主人公辗转缠绵而又蝇营狗苟了一整个中篇的问题——当年前女友为什么决然和自己分手——终于被发射出来，却被前女友之母一语断然击落：“因为她不爱你啊” 。于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感和断崖式的空虚感在小说中一体两面，爆炸式地喷薄而出。作为一种更为庞大的城市空间， “县城”很少成为欲望对象，却又凝固着最丰富的“中国城市感” ， “人间县城”中的诸种不堪与滑稽目前在文学中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尤其值得期待。而江苏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却已经初见模样，其先行意识不可谓不精到。
“县城”早已堪任当代故事的主要容器，更是诸种文学要素的重要反应釜。在江苏作家笔下的县城故事里，人间之上更有猛兽逡巡。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创造了一个名为“张三”之物，一人兼容官家子弟、水泥商人、思想者和作家，更是“县城—省城”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类人“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人至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定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畜类与人类。 ”张三们的肉身在“县城—省城”里横行无忌，如猛兽一样掠食却也如所有的顶级掠食者一样无法避免富集效应，小说里张三的猎物之死和张三本人之死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掠夺和反噬表里一体，挤压和承压合二为一的书写，构成了县城文学的主要内容，更有希望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江苏作家的尝试和努力，于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开掘贡献尤巨。
成年感的强制塑形是城市文学的第三大特征。城市形塑人一如乡土形塑人，而城市形塑的普遍特征大概可以用“成年”二字来概括。正如那句颇为流行的“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以及万能句式“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应该……”基于“利弊”和“应该”的强迫性形塑，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学中无所不在。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宣称：“童年”只是印刷文化催生出来的社会学概念，而这一被呵护被珍视的概念将随着电视的出现而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就奠基于对无邪孩提的想象，或者说这一被判定为成人世界之外的物事其实一直支撑着成年人的世界，鲁迅“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大概可算是这种文学想象与实践第一推动力。而被斯诺看成是“鲁迅的法国版本”的伏尔泰则早有哲理小说《天真汉》，借野蛮人之口揶揄“文明的”城市人——“你们之间要防这个，防那个，可见你们都不是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