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杆菌|灰色马与苍白的骑士：“被遗忘的全球大流行”( 二 ) 费佛|氏杆菌|病例|疾病|骑士

对于大多数1918年与大流感初次遭遇的医生们而言， “流感”被认为是包括咳嗽、发烧、疼痛等在内的一系列症状，由“费佛氏杆菌” ，即“流感嗜血杆菌”引起；如果能用光学显微镜在患者的痰液样本中找到菌体，那么就可以最终确诊。然而这一标准很快就因违反“科赫法则”——该法则是用以确定病原体的标准操作程序，第一条为：该病原体必须在所有病例中均被发现，且在健康的生物体内不被发现——而被推翻，并非所有患者的痰液均能培养出“费佛氏杆菌” 。此外，纽约市卫生局的细菌学家威廉·帕克和安娜·威廉姆斯，以及当时供职于英国王家陆军医疗队的亚历山大·弗莱明，都发现不同患者肺部组织所处的菌株环境不尽相同，除“费佛氏杆菌”外，还包括大量链球菌、葡萄球菌和肺炎球菌，这些细菌均可以引发呼吸系统疾病。这意味着“费佛氏杆菌”是流感病原体的猜想已很难成立。我们今日当然知道答案，元凶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然而当时学界对“病毒”的理解尚停留在“可以透过滤菌器”和“能够传染疾病”的层面上，至于病毒是否生物体、人类是否会被感染、感染后是否会表现为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传播途径是什么，时人则一无所知。
而这正是1918年突遭流感袭击的医生和科学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他们不知道导致流感的原因是什么，因而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疾病的判断标准只有随着时间与病例的累积才能逐渐清晰，这意味着在足够的案例得到正确的归纳总结前，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答案，是细菌感染吗？是寄生虫传播的吗？一无所知。于是，当秋季波次暴发时，很多医生都怀疑它和春季波次并非同一种疾病，在没有确定诊断标准的情况下，不同地域的医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猜测，比如鼠疫、登革热、霍乱和斑疹伤寒；在智利，部分医生甚至从始至终没有考虑过流感的可能。对病因推测的偏差导致了治疗方法与防疫政策的失效，在智利的帕拉尔和康塞普西翁，政府为了抵御假想中的斑疹伤寒——一种通过虱子传播的传染性疾病，智利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将疫情的传播归咎于穷人和工人日常生活中糟糕的卫生条件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强制驱逐了几千名工人，并将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为了应对1918年的秋季波次，法军发起了疫苗接种运动，使用的是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制造的抗肺炎致病菌疫苗。该疫苗虽起到了一定作用，有效防治了感染流感病毒后可能发生的由细菌引起的二次感染，却并未作用于真正的病原体，因而与总体死亡率相比，这种二次感染死亡率的降低仍是杯水车薪。
引起流感的病原体究竟是什么？现代病毒学就在这一追问中被逐步建立起来。早在1916年，波士顿的医生米尔顿·罗西瑙就曾提出流感病原体是病毒的猜想。 1918年大流感暴发后，更多暗示细菌并非流感致病因素的证据逐渐被科学家发现。曾供职于巴斯德研究所、当时正在为法军工作的勒内·杜贾里克·德·拉·里维埃也作出了类似的猜想。学界当时对病毒的理解仍局限于这是一种体积小于细菌、可以传播疾病的物质，并不清楚其致病机制和治疗方法，甚至都无法确定它是否生物体。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杜氏用陶制“张伯伦式滤菌器”滤除流感病人的血液中可能存在的细菌，只有那些能够穿过细孔的“滤过性病毒”可以保留在滤过的血液中。 1918年10月8日，他给自己注射了经过过滤的流感病人血液，并在注射后的第三天开始逐步显现流感样症状，即头痛、发热、全身酸痛及胸痛气短的心脏症状；此后，他又将一个流感患者的痰液涂抹在自己的喉咙里，后续却没有出现相应的流感样症状。这意味着，他在第一次实验中成功感染了流感，并在第二次实验前获得了对流感的免疫力。患者血液中可能存在的致病细菌已被全部滤除，倘若流感确系细菌感染所致，那么一个无菌状态的样本将不再具有感染能力；因而杜氏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否定了细菌作为病原体的假说。因此他猜测，能够透过滤菌器的微小病原体，即病毒，就是使人类感染流感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