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杆菌|灰色马与苍白的骑士：“被遗忘的全球大流行”( 三 ) 费佛|氏杆菌|病例|疾病|骑士

几乎同时，类似的实验也在法兰西科学院内展开，夏尔·尼科勒和夏尔·勒贝利分别给一只猴子和两名志愿者注射了流感患者的痰液。其中，猴子被注射的是未经过滤的样本，而两名志愿者则分别接受了皮下注射和静脉注射，并且所注射的是经过过滤的样本。实验结果表明，只有接受静脉注射的志愿者没有感染流感。由此，两位夏尔认为流感由“滤过性病毒”引起，且不能通过血液传播。此后，德国、日本和英国的科学家也相继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并观察到了相似的结果。
尽管大部分实验结果相互印证，但因实验环境存在被污染的可能，其可靠性受到了影响，科学家们很可能只是碰巧推导出了正确的结论，杜氏与尼科勒和勒贝利均采用静脉注射无菌样本的实验方法却得出不同的结果便是一例。本书作者猜测，之所以会使杜氏感染本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的流感病毒，是因为他并非因注射样本而感染，而是在俯身为病人采血时经由空气传播而患上流感。到了1931年，美国病毒学家理查德·肖普才在更严苛的实验条件下证实了前一年暴发的“猪流感”是由“滤过性病毒”引起，与1918年的结论相一致；1933年，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滤过性病毒”可以通过雪貂的喷嚏将流感传染给人。现代医学由此才开始逐渐揭开流感病毒作为病原体的真实面目。
1931年，美国病理学家爱丽丝·伍德罗夫和欧内斯特·古德帕斯丘成功实现了病毒的鸡胚培养，这使得批量生产病毒进行研究成为可能。在鸡胚中培养流感病毒并连续传代30次后，俄国科学家A.A.斯摩罗丁塞夫于1936年研制出了可以预防甲型流感的减毒活疫苗。此后，使用甲醛对病毒进行处理，危险性更低的灭活疫苗被制造出来；1944年，预防多种流感亚型的多价灭活疫苗被美军大规模投入使用。伴随着病毒学和免疫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制造出了针对流感的特异性预防武器。
借助1930年代出现的电子显微镜，人类在1943年第一次拍摄出了流感病毒的电镜照片，这个在1918~1920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死神”至此才得以真的为人类所见。
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徘徊：认知危机与科学反思
再次回到那个人们对流感病毒一无所知的1918年。在数十年国家医疗保险法规和法律诉讼的推动下，现代医学所提供的“常规疗法”在实现了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已成为大众面对疾病的首要选择。然而遭遇1918年大流感的医学工作者所能提供的“科学治疗”似乎也并不比那些不被科学界承认的“替代疗法”——理论基础并非自然科学，也不按照科学方法收集证据，却在当时同样宣称自己具有疗效——更加有效。除了流感病原体的谜题，当时的药品研发流程也很不规范，不仅药物与人体的作用机制不甚明晰，医生所提供的治疗药品也从存在或大或小副作用的大剂量阿司匹林和奎宁到砷剂、汞剂、樟脑油、洋地黄和番木鳖碱，甚至包括极具想象力的酒精和烟草，有的医生还运用了古老的放血疗法。
在流感大流行面前，现代医学显得处处掣肘，无怪乎很多人都转而选择了替代方案，无论是已实现工业化的欧美，抑或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山西，遭遇流感的村民会抬着龙王的塑像满街巡游，并在家门口摆上一把辟邪剪刀，甚至吸食鸦片；印度山村的巫医会用面粉捏成的小人在病人面前晃动，试图引诱出致病的恶灵。美国的药厂则声称获得了古人的秘方，如“基尔默博士的沼泽根”等效果存疑的非处方药被宣传为灵丹妙药；而为医生们所斥责的替代方案，除了祖传的草药配方，还包括煤油浸泡糖块、焚烧芳香植物以清除瘴气等。然而，从当代的医学发展水平回望，我们依然很难为“常规疗法”与“替代疗法”的争论给出胜负的论断——毕竟，那些同样无法确定药效，甚至存在不小副作用的奎宁与汞剂，在治疗神秘莫测的大流感时，又能比“基尔默博士的沼泽根”好上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