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亚基$扔进历史——瓜亚基印第安人的末日

1791年，年轻的作家夏多布里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在不久之后的《论古今革命》中，他写下了这次的体验：走入美洲意味“内心翻腾起奇特的革命”。这似乎表明，这本书的标题所指的并非同时期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社会运动，而首先是指作为一个新世界的美洲大陆，一个足够遥远从而能够思索旧世界的立足点。在这里生活着既非现代人、同时也更早于古代人的“野蛮人”，它存在于一种真正的自然状态中，这甚至比卢梭的构想还要更进一步。
某种程度上，皮埃尔·克拉斯特的《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也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与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做的类似，克拉斯特对印第安人的描述也承担对自身所处文明传统的批判工作：借助对文明的他者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然而，或许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历史”？“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这个题目可以被分成两部分：“瓜亚基印第安人（indiens Guayaki）”和“编年史（Chronique）”。这个表述暗含着一种错位：就瓜亚基印第安人自身而言，他们根本不会有一种编年史。换言之，这部编年史并不是瓜亚基印第安人所作，他们也不需要，甚至也无法想象这种东西。当我们试图通过编年史来把握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仍然站在自己的历史中。这种错位堪称一种命运，它一度支配着人们对于“普遍历史”的观念。印第安人沉默着，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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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楚基和她的婴儿
印第安人的出现不仅佐证了一种“反国家的社会”的存在，它同时也作为这样一种仍旧活着的社会，与克拉斯特所处的白人世界对峙着。那处在历史之外的原始人社会不可追忆，不可理解，但它却真实地来到了眼前。它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主张，不容置疑地强调着它与白人的现代文明的鸿沟，并抗拒着后者的历史意识。在白人看起来，印第安人始终是沉默的；而克拉斯特的工作则试图表明，印第安人不只是被解释的客体，他们也有自己的声音。他要让沉默的印第安人自己说话，因此在行文中有意地保留了印第安人自己的词汇而不将其翻译出来。通过这些努力，克拉斯特试图呈现的不是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重新定义，而是印第安人对自身，对白人，以及对整个世界的理解。
换言之，克拉斯特想要走到鸿沟的另一边。这几乎也是所有人类学家的梦想，但这并不容易。克拉斯特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并未依据编年史的体例来为印第安人立传。我们几乎无法看到公元纪年，毕竟印第安人中并没有耶稣降世。作者也很少使用“岁数”来介绍他的印第安人朋友。他见证了一些事件，而通过他的见闻，又知道了更早时候发生的事，但他没有尝试将这些事情归于一条统一的、单向的时间线。这与其是编年史，不如说是一种回忆：既是克拉斯特本人的回忆，也是他所身处的印第安人部族的回忆，它零散、鲜活、具体、未被规约，同时易朽、易错、总是与遗忘和幻想相伴而行。
克拉斯特同样清楚的是，这项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自己。他引用了阿尔弗雷德·德·梅特罗的箴言：“我们若是有幸能够研究某个原始部落，它自身一定已经开始腐朽瓦解了。”如果我们成功地跨越了鸿沟，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跨越的不是真正的鸿沟。事实上，整部书都笼罩在这句话的悲剧气氛中，它更进一步地意味着，让印第安人自己说话的这一尝试本身已经预示着，它们将很快彻底失去自己的声音。克拉斯特之所以能够接近并走入瓜亚基印第安人，是因为这一亚契人部落从多年之前就获得了一位Beeru（白人）的庇护。因此，早在克拉斯特之前，瓜亚基印第安人已经走入了白人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