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到建筑，小至钱币，天圆地方渗透在古人的艺术生活( 二 )

天圆源于先人对天穹的直观感受，对这种感受的表达只能通过比喻或象征，所以古代常用蛋壳、覆碗或用盖笠、车盖来加以比喻；至于地方，有人把大地当成是方方正正的，就像田字那样横竖都是规整的，还用棋局、豆腐块来形容大地。不过，这种隐喻，也往往有中国文化典型的哲学观，不能以简单几何形态论之。譬如西汉人戴德编著的《大戴礼记》就记载，曾子门人单居离问曾子：“圣人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真有这么回事吗？”曾子说：“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圆的天就掩盖不了地的四角了。”曾子又说：“我曾听孔夫子说过，天道是圆的，地道是方的。”天圆地方在这里就从几何转化为一种人文意义的象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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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明堂复原图
古代建筑一方面要考虑人居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就是以天地伦常作为设计的准则。典型如古代礼制中的明堂建筑，从外观上就是象征天圆地方的，汉代李尤《明堂铭》云:“布政之室，上圆下方。体则天地，在国正阳。窗达四设，流水洋洋。顺节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进贤良。秋厉武人，冬谨关梁。”《大戴礼记》载:“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淮南子·主术训》载:“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可见明堂是“享上帝、礼鬼神”“顺四时、行月令，祀先王、祭五帝”的神圣空间，它的形状是上圆下方的，基本是仿照古人脑海里天地的样子设计的。
有趣的是，古人在构想圆形空间的时候，永远不忘与方形的关系。以玉器为例，璧以敬天，琮以礼地，不过玉琮也并非简单圆柱体，而是外方内圆，均以四角为中轴线，且雕琢神人兽面纹；再看玉璧，汉代祭坑出土的大量玉璧所刻画的纹饰，并不是沿着圆周完全连续的图案，而是内圈刻蒲纹、外圈刻兽面纹，同时四个兽面纹各自安排在均匀的四个区域内，它们连贯起来又形成一个圆形图案。这就表示汉代人看圆形，实际上看到的是方的，这种宇宙观，可以简化为一种外圆内方相叠的图形，正好契合汉代四象的观念，这个四象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就是后来四神。我们看天是圆的，可在古人看来，天之圆廓有四个角，代表四个方位。这个圆并非我们想像的几何上的抽象圆，而是拥有四个不同位置，且各自代表不同意义的一个圆。类似的还有汉代流行的博局镜，外圆内方，构成镜背的四方八区，瑞兽纹分布其中隔“TL”纹两两相对，这也是典型的方圆互济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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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璧
这种方圆意识自然影响了古代建筑，纯粹的圆形建筑几乎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古人对四个方向是那么的重视，以至于在很多象征意义上，这四个方向到后期都落实到伦理上面。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对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仅融入建筑，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方不仅代表大地，也代表人的生活环境，而很多自然现象如天穹是无法理解的，就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圆形。
圆是观念，方是实际，这些空间意识演变到明清两代更加融合绘画艺术，形成园林美学。中国园林是综合艺术的殿堂，方与圆的景别布置是园林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艺与方圆互相依存、互渗互融，譬如隔景的门普遍要做成圆形或扇形，因为圆形能让园景形成一种若虚若幻的画面，而叠石则多数给人方正的印象，因为它们是构成园景的基础元素，而且也寓意着主人的品性。我们去苏州观察那些古典园林，就会理解古人是如何以方圆让天然地形变拙为巧的，建筑结构或方形或圆形，有些顺势建造，有些则化直为曲，让方圆彼此呼应。最终，园林造景就和回环的玉璧一样，看起来层次感很强，如同天上铺叠的云层。方圆形态结合人文意境，让原本的小建筑因与广阔无垠的文人精神世界接壤，而被赋予了品之不俗的人文况味。小世界，纳方圆，建筑空间的深刻含义之大，远远超出了它的建筑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