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青未了 | 在蓬莱：与东坡同行（中篇）( 四 )

吴忠波：宋代盐业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之前他便有盐政管理方面的经历。熙宁七年（1074年）任杭州通判时，当地盐税日增，使当地百姓不堪重负，由原来三十三万两千余贯，增加到熙宁六年四十九万九千余贯。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朝廷“特赦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到登州后，发现并提出罢官府榷盐，就是要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复归，而继续盐业生计。这个政策不仅惠及登州，而且与登州相邻的莱州也享受到了。
朱湘山：罢榷盐政策在登州即蓬莱从宋朝一直延续到了清朝，这一奏议给蓬莱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在随后的9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地表史上春风化雨般的雨露，滋润着当地的黎民百姓。
吴忠波：苏公的爱民情怀，取决于其自身的为官准则。没想到刚到登州，心直口快的百姓就给他提要求：“将至登州，父老迎于路，以为政爱民如马默者为望。”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以他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了他的“五日太守”的功绩，也将前太守马默不知甩过多少条街。
朱湘山：对此，当地的百姓对这位体察民情，关心民生疾苦的苏知州除了感激以外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礼遇。蓬莱阁上的苏公祠就是历史的铭记和印证。《增修登州府志·职官》也有这样的记述：“在郡未一月即内召，士民感化，深惜其去之速也，后立祠祀之，并祀名宦祠。”蓬莱阁作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的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专门修建苏公祠以示永久怀念。
吴忠波：苏轼留给登州的政治遗产，无疑是巨大的。历代登州设立“三贤祠”，功绩卓著的苏轼当然是鹤立其中。后世筑成的苏公祠，专门为苏轼的功德流芳所打造。而作为千年神仙地、海市蓬莱阁，苏轼无疑成了仙境烟台最具代表的人物。它不仅激励历代官员以苏轼为榜样，为地方的民生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履职尽责。对当前的现实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朱湘山：同时，苏轼作为军州事，在到任登州的五天内，他还深入兵营，视察海防并由此写下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对加强海防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议水军状》中，苏东坡首先分析了登州在防御东北少数民族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接着报告了百余年间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指出当时登州武备松弛，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向朝廷表示了他深恐“兵势分弱，以启戎心”的忧心。奏请之下，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从此，登州海防、边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正是在苏轼的努力下，宋代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明代更是大兴土木，将其扩建为备倭城。
吴忠波：苏轼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学习骑射，思欲从军，始于初登仕途凤翔府任签判时（治平元年，1064）发生的西夏军进攻静边砦的战争。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知州任上会猎作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又洋溢着报国热情，一片沙场立功之意。苏轼登州任“水军状”的上呈，对宋代以水城和沿海岛岸水军防务、烽台设置等强化，无疑产生重大影响、起到重要作用。历史的看，蓬莱水城、芝罘所城、沙门（长岛）岛城，就是宋、明至今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要的御敌前沿地和海防国门口，将其比喻成护卫国门的海上长城，亦不为过。
朱湘山：五天时间里，苏轼或深入民间，或灯下疾书，写出两篇关乎国计民生的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脚踏实地，心系苍生，同那些乐于“作秀”的官员相比，何止是霄壤之别。
吴忠波：正式在任时间，一周工作日；居留登州时间，超过一个月；苏轼从来登时，就被时疫伤寒闹得卧床，直到临走才痊愈康复。这位在北方冬季疫重时段，带病履职坚守岗位的半百老人，又是怎样的富于家国情怀的好官良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