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东西问丨高江涛：东西方文明交流为何存在“史前互动圈”？( 三 )

北亚、中亚和东亚三个互动圈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为早期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技术知识、新的动植物种类、新的宗教认知。显然，代表这些交流内容的实物如铜器、绿松石、海贝等逐渐为早期中国文明所接受，成为其龙形器、礼乐器及铜礼器等传统王权与文明符号之外的新标识。
广泛、长期而又深入的文化互动会直接形成两种结果，一个是文化的“多元”，另一个是文明的中心。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着重阐释。文化互动中在某一区域文明总会出现较为先进的政治和科技文明，其他区域文明在互动中会对这种先进的“实验”逐渐认同，形成意识形态上跨越地理单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识，而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在地理空间的合法性基础上，这中心会进一步成为意识上“正统”，并以“文化基因”血脉相传。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互相借鉴，超越自我，共享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动的发展都是不断迈向文明的过程。行为准则源于其文明观，正如今天，几千年文化基因给予我们“多元，融合、和善、协同”的文明观，才会有我们世界交往体系中“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行为准则。文化因互动而多元，文明因互鉴而精彩。不仅各美其美，更要美美互动，才会美美与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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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博士。2014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访学，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从事中国文明起源、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研究。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考古队长现场说：中华何以五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