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杜甫作传,为诗人画像,杜诗无疑是最好的材料。以鲜与杜甫之间,相隔一千多年,但诗心相通,诗人总是最能理解诗人的。以鲜善于解析杜诗的篇章字句,发掘诗中的典型意象,把握诗人的精湛艺术,以人情物理融合诗艺文理,剖析层累的歧说。没有诗人特有的文学敏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长篇巨制,还是《春夜喜雨》《绝句》《登高》那样的短篇,他的解读或洋洋洒洒,或点到即止,每有精彩之笔。例如,他指出,杜甫杰出的长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一首带有青年自传性质的诗作,当然也有自荐的意思”,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写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异曲同工。又如,在《第四种告别》一节末尾,在叙述“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之后,以鲜写道:“杜甫写了三种人间悲伤的告别场景,将第四种告别赠给诗人自己:向内心的理想和火焰告别。”寥寥数语,曲终奏雅,巧妙点明了“三别”对于杜甫诗歌创作的历史意义。
他对杜诗的解读,既有历史把握,又有美学分析,字里行间,总是充满诗意。例如他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解析,就有优美的想象,散发浓郁的诗意。“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天,堪称长安诗歌的秋天。放大到整个中国诗歌史上,这个秋天也是值得人们记住的:杜甫与高适、薛琚、岑参、储光羲等五个盛唐诗人,一同登临了曲江边上著名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把本来是佛教道场的慈恩寺塔,瞬间变成了长安的诗歌道场。”于是,他把这一节命名为《长安诗歌道场》。他还引用孙英刚的最新成果,阐发此诗的历史美学意义:“这座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也曾经俯瞰着隋唐长安那座历史上的大都市。它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也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起伏演进中的意义,清晰地刻画在历史的记忆里。”很显然,《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从特别的角度展示了“盛世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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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
以鲜和杜甫一样,都是流寓成都的诗人。在《就在这儿呆到老》一节中,以鲜充满感情地写道:“成都遇见杜甫是成都的幸运,杜甫遇见成都也是杜甫的幸运。”“没有杜甫的成都可能是不完美的;没有成都的杜甫,我们亦将见不到如此丰富,如此温暖而磅礴的诗人。”这是诗歌与城市的相互支撑,人与地的彼此成全。有杜甫在此,有杜甫草堂在此,锦城就是一座诗歌之城。接着,以鲜又十分冷静地用统计数字和理性分析,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证:“其一,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写于成都及梓阆间的诗作达四百多首,差不多占去杜甫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写于成都的诗作就有两百多首;其二,杜甫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作,有一千首多一点都是在杜甫到达成都之后的十年内写出来的,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现象!”总之,不仅可以说“成都是诗人杜甫的福地”,也可以说杜甫是诗城成都的巨星。
在这部从头到尾只有59节的评传中,以鲜辟出多达十节的篇幅,来叙述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与创作,包括《入蜀记》《就在这儿呆到老》《诗歌园艺学家》《为成都代言》《双骏双松图》《乌皮几之恋》《懒即真》《撒娇派》《杜甫的舌尖》《口语大师》等,占全书六分之一强,力度不可谓不大。诗圣的福地,诗城的巨星,作为久住成都的诗人和古典文学学者,以鲜兄怎么可能不热爱成都,怎么可能不挚爱诗圣杜甫,怎么可能不写出这本《杜甫评传》呢?一个59岁的诗人,写成另一个59岁的诗人的评传,岂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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