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艺评论丨当我们谈论《简·爱》时，还能谈些什么？冰雪|冰雪运动|文化|滑雪|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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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简·爱》这样让人不知所措、不知该从何谈起的小说，面对像简一样狂热、自虐又自我的叙述者，任何关于女性、阶层、婚姻和抗争的“陈词滥调”都让我感到羞愧，尽管，它们是如此重要的生存议题。甫一面世，这部作品便在英国社会掀起了所谓的“简·爱狂热”，因而谈论《简·爱》是不自量力地试图加入一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纷争与对话。
写于1846-1847年的夏间，夏洛蒂·勃朗特的第二次小说尝试迅速得到了曾退她稿件的出版商Smith, Elder and Company的青睐，手稿寄出后的八个礼拜，对方便出版了这部勃朗特日后留名文学史的作品。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勃朗特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由于作者性别引发的不必要的偏见，勃朗特采用了较为中性的笔名：柯勒·贝尔。首版时，这部小说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读者间引发了诸多讨论。
【现实主义@文艺评论丨当我们谈论《简·爱》时，还能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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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简是一名充满反叛意识的抗争者，但与此同时，小说童话般的结尾又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她抗争的严肃与彻底性。如果说这是个关于一名丧失双亲的孤儿如何与不公的命运抗争并最终寻得家园的故事，女主人公简又显得太过幸运——
在罗沃德时，她从摧毁性的斑疹伤寒热中幸存了下来，而该疾病夺取了她的好友海伦的生命；得知罗切斯特已婚的真相，简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当她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苟延残喘时，简忽然看到“荒原上有一条白印子”，并顺着它走到了接下来收留她的里弗斯家。
整个故事中，简践行着“异常广泛的叙事可能性”（潘妮·鲍梅哈）：她先后从事了三份工作，在五个家庭中生活过，被求过两次婚，学习了三门外语。《简·爱》的情节设定，充满着一种被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形容为“孩童般的”天真残忍与肆意妄为（而这种书写方式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被推向极致）。当简的意志出现动摇，准备接受圣·约翰的求婚时，她忽然听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罗切斯特“狂乱、怪异和急切”的呐喊——“简！简！简！”并因此彻底拒绝了约翰。阻碍简和罗切斯特结合的伯莎·梅森则惨死在一场由她自己引发的大火中（简因而是完全无辜的），罗切斯特由此落下的眼疾和残障似乎是对他的惩罚：他竟敢隐瞒自身的婚姻状况，并将毫不知情的简卷入一场险些令她丧命的伦理危机中。最终，一笔来自从未谋面的叔父的遗产神奇般地解决了简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阶级差异。
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这些情节上的安排和叙事上的跳跃使得《简·爱》脱离于以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等作家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它糅杂了罗曼司、哥特、童话和现实主义小说等不同文类。勃朗特在叙事上的探索既与她孩童时广博的阅读经验相关，也可被理解为作家在试图借用形式来解决一系列在她所处的时代可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事关女性的生存处境，事关阶层差异，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工业文明的理性之间令人不安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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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也正在此。她的身上充满着一种无法穷尽、无处安放的激情和渴望，这种无以名状的狂热一方面令她感到恐惧，她因而常常诉求于理性（“不过我恢复了理智，强调了原则，立刻使自己的感觉恢复了正常”），一方面令她永远处于一种不满与匮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