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三 )

其次，对于同一书家来说，不同时刻，其书法风貌亦有变化，这也是书家艺术个性的生动体现。孙过庭高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书谱》)
王羲之书作之所以呈现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与不同的创作心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同一幅作品中，王羲之的书作也往往透露其丰富的心灵律动，如《兰亭序》，起先的字形端正平和，字距、行距基本均匀，线条提按幅度不大，表达了书家的怡然与超脱，但后来的笔法纵横错落，涂涂抹抹，展示了书家内心的无奈与悲凉。王羲之的书作显然是对老庄所倡导的“真”的精神的践履，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真”可以说是一种至淳至诚的境界，魏晋书法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纯情与率性！
二、魏晋书法的简约取向与士人的“尚简”时风
魏晋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简约。首先，魏晋书法的发展，从字形到笔法等，皆有一个从繁杂到简化的嬗变过程。如钟繇的楷书字字独立，而王羲之的行书则流畅婉转，王献之的行草则连绵不断，三位书家字的结构与笔势应当说是日趋简化了。其次，就具体书法作品来说，当时的书作从字法、墨法到线条组合、章法构成，多有简约洁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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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法为何会形成如此风貌呢？答案在于魏晋是一个“尚简”的时代。“简”即简易，是对繁文缛节的超越。对于“简”的崇尚，是魏晋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标准。《世说新语》记载：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赏誉》三六)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同上，四六）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品藻》五)时人道阮思旷……简秀不如真长……（同上，三○）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同上，三六）(羊)绥清淳简贵，……（同上，《伤逝》一四）
上述所谓“简畅”、“简正”、“简至”、“简秀”、“简令”、“简贵”等语词，都是对人物性格与为人风范的浓缩。时人既以“简”为贵，则官史之选拔与人品之识鉴，莫不受其影响，因此，“简”应当说是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
魏晋文人尚“简”的审美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这种审美观念发源于《周易大传》。案《周易大传·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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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指平易；“简”，谓简约。《大传》所讨论的是《周易》的卦理。它认为，只要得到“简易之理”，也就得到了《易》的卦理。《易传·系辞下》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輀然示人简矣。”这是对于以上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周易》作为“三玄”之一，乃魏晋士林之必读书。因而《易传》之“简易”观念必然对其时的士人发生重要影响。如《世说新语·品藻》七四记述：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