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饭|年俗的“升级换代” 饺子|年饭|大年|年俗|母亲|中国

过春节，俗称“过大年” 。此一“大”字，表征的是“年比天大”的意涵。
过去年代，有限的节假日屈指可数， “过大年” ，能调动和释放芸芸众生的无尽快乐。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人人可随心所欲，口无遮拦——相反，却生出种种讲究和禁忌，密布于烟火人间深处的细枝末节。
在北方民间，正月伊始，便有一系列“不”字横在面前，提示人们规行矩步，谨小慎微，诸如不剃头、不买鞋、不提亲、不看病、不动针线、不说不吉利的话，等等，人们也自觉形成了高度默契。虽无官方的明文规定，却相当于老祖宗留下的“非遗宝典” ，谁都不敢轻慢。
通常，凡俗百姓“过大年” ，不怕热闹，不嫌事多，就怕清冷和孤单——当鞭炮在窗边噼啪响起，那种落差会被放大，外面有多繁华，多喧闹，自己就有多孤单，多寂寞。毕竟，像董桥说的，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的人，这个世界，凤毛麟角。
我儿时的年俗记忆，主要集中于吃年饭、穿新衣、放爆竹，还有前庭后院络绎不绝的亲戚走动。家家食谱总是大体相似，可以细化到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每一天，最诱人的是初一饺子初二面，天经地义，堂而皇之。今天看来，此食谱也只能算是家常便饭。小女儿跟我说，自己最没胃口的，就是饺子和面条。我耐心对她讲，对于老百姓，过去吃饺子可是件大事，老爸小时候，也只有在大年初一才有此口福，绝对美味无比。小女儿的结论是，你们好可怜！我的说词也成了笑柄。其实我也是图省事，总买些速冻饺子放在冰箱，食欲早已打了折扣。昔日大年夜的饺子，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气氛中诞生的，如今早已变调。而穿新衣，看似与吃年饭相提并论，其实含另一层微妙寓意。新衣穿在身，可看出各家的经济条件，兴高采烈地串亲戚，还能炫耀，显摆，大人、孩子都有面子。
我家不是老天津人，过年自然无亲戚可串。父母是一对老红军夫妇，风尘仆仆进城到天津，并没有学会入乡随俗。父亲去世时，我只有6岁。那段日子，母亲陷入悲伤，难以自拔。很多次，我半夜醒来，懵懂间发现身边的母亲还没有睡，披衣倚床，独自垂泪，如同剪影，我爬起来说，你不睡我也不睡！母亲用浓浓川音哄我，要得，要得……过年了，母亲让孩子出去玩，却把自己关在屋里，卧床蒙头，不吃不喝，邻居阿姨看不过去了，端热饺子敲开门，好言规劝，这是干什么？你不过年，也不能不管孩子呀！母亲这才抹泪起身，道句感谢，烧水弄饭。三年后，母亲终于追随父亲，撒手人寰，此后我家过年就更冷清了。
这都是陈年往事。近些年，民间年俗的各种讲究逐渐式微，上上下下对春节的重视程度却并未减轻。往往岁尾冒头，就觉出春节脚步的不断临近。管理部门的各类通知，各路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小商铺的让利惠民，熟人之间的相互提醒，预热，升温，终于在除夕夜，随着央视春晚的如期直播，山山水水同频共振，过大年的沸点达到峰值。
有句哲语说得好：一切皆流，无物永驻。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乡土本色渐行渐远。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雨后春笋般孵化出无数“新移民” ，新的邻里模式颠覆了费孝通说的那种“差序格局” ，各种人际关系得到简化，多亲戚家庭亦成了遥远传说。关起单元房门过自己的日子，无论远亲还是近邻，都不再重要。新冠病毒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秩序，也普遍降低了中国民众对春节的期望值和兴奋度，松动了板结的年俗美学，使其升级换代势在必行，且不断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