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年度作家｜刘震云：文学是要写那些说不明白的事( 二 )

结构是靠一点一滴搭起来的。我每天把纸和笔带在身上，一有什么想法，或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赶紧记下来。回到书桌前，每把一条记录整理下来，就在纸上划掉。跬步积千里，点滴积江河，这也是一个哲学。你畅想半天都没用，要做特别具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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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结构更重要的是格局，结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思考。陆游认为，工夫在诗外。这个“诗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哲学力量。
真正的好作品，一定是有哲学思想的体现。比如，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个卖炭的老头儿，是在冷天给人送温暖的，他自己穿的衣服特别少，还希望天更寒冷，这样炭才好卖嘛。这不是句子美，而是思想的力量。
我在《一日三秋》里也致敬了伟大的哲学想法。花二娘老是等不来花二郎，坐在黄河边洗脚，边洗边说：“水呀，还是你们讲信用，说来，每天就准时来了。”水说：“你昨天见到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今天刚到这儿。水不同，河也就不同了。”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所以我常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哲学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骨头笑了才叫幽默
大家说我的作品很幽默。幽默可不是词语的幽默，而是人物结构本身的幽默。搭建结构时，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血肉相连，而真正重要的，是人物结构。
我写过很多次延津，《一日三秋》《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温故一九四二》写的都是延津。但如果只是写延津人发生在延津的一些事儿，那就成了乡土小说，这不是我要的。真正要把延津写好，一定要有介入者进入延津。延津的五行八作被介入者给搅动，接着会发生“量子纠缠”。
《一日三秋》里的花二娘就是一个介入者。她到延津是为了找笑话，在延津人的梦里，谁笑话说得好，她就给一个红柿子，说不好就背她去喝碗胡辣汤。但花二娘是一座山，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啊？死了的人看似被山给压死了，也是被笑话给压死了。那你原来为什么不说笑话呢？因为你严肃，其实是被严肃给压死了。
这种幽默是从人物结构里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出来的，而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种。皮笑肉不笑那不叫幽默，皮笑肉也笑还不叫幽默，骨头笑了才叫幽默。
除了介入者，延津的出走者也非常重要。《一日三秋》里，出走是一条主线。明亮一开始随父亲出走到武汉，从武汉又回到故乡，从故乡又出走到西安。书里并非老说延津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而是用“出走”把结构给拉开。
《一日三秋》跟我的其他小说像《一句顶一万句》，又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点。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不管是介入者还是出走者、出延津还是回延津，写的是浮在大地上的人的行走，打破的是生活的壁垒。但《一日三秋》打破的是生死的边界，它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连动物也开口说话了。
话剧《一日顶一万句》
最后，明亮在梦里见到了他永远见不到的人，比如他奶奶、算命的老董，包括他的小狗孙二货、奶奶故事里的黄皮子。这个时候明亮想用笛子吹一首曲子，曲子就叫《一日三秋》。
有人说我的好多作品都是一字开头，像《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像一抬头就看见大雁似的，它自动排成了行。有的是写的时候就有了，有的是写出来之后，它突然对你有撞击力。这本书就是写着写着，“一日三秋”成了结构，就用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