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宋游学士人的生活面貌，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形成其独特的风格

北宋游士婚姻出现不稳定性、功利性以及有限自主性等新特点，显然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商业的空前繁荣，首先带来的是日趋膨胀的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的渐趋明显与扩大，这些无疑会强烈地刺激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婚姻重财之风盛行；科举制度的完善，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达官显贵、富室豪商榜下捉婿，不问家世，不问人品，不问婚否。
与之伴随的，是纵欲主义的思想意识，游学士人在追求功名利禄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欲望的赤裸裸的追求，流连酒肆，迷恋娼妓，情迷精魅；娶妻论财，全乖礼义；有妻更娶，全无恩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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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是，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官僚士大夫的反应，恰好说明他们已觉察到新的思想意识可能带来的威胁，是对正统意识形态一种结构，所以才会有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提出。宋儒热衷于义利之辨、群己之辨等命题，正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对立、冲突在哲学领域的表现。一方面是社会活力空前增长，个体意识与思想情感日趋解放，另一方面则又有所谓道德沦丧，纪纲荡然的感叹，这是典型的伦理主义与历史进步的二元背反，有很深的哲学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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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宋游学士人的许多生活面貌，也带有着浓厚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漂泊的生活状态和理性的人生态度。旅寓漂泊、旅途奔波是士人游学生活的常态。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到来自疾病、鬼神、盗匪等各方面的威胁。但与唐代相比，北宋游学士人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理性的人生态度，如在疾病的防治方面，与其他出行群体完全寄望于医家的关心与研究不同，北宋士人已自觉的介入医学，或专研医典，编纂医书，或搜集医方，辑录成册，以备游学、宦游之需。部分士人甚至转入医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医”，而他们仍关注行旅中疾病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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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治安的应对上，除了依靠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外，北宋游学者们也通过结伴而行、习练武艺、培养胆识、洁身自好等方式，积极自救和救人。在鬼神信仰的问题上，宋人笔记有关游学遭际的书写，主要集中在路遇“异人”和“梦”遇鬼神两方面，而直接遭遇鬼神的情形则相对较少。这显示出儒家正统思想对士人的强势引导，尤其是在北宋，新儒家们更是表现出强烈的无神论或疑神论倾向。他们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的态度。此外，在旅费的筹集方面，大多数游学士人也会主动寻求社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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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形式多样的社会交往与相对疏远的人际关系。不过，与唐代相比，游学士人的交游关系更加的功利和疏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行卷、延誉之风主导着士人们的生活面貌，他们不得不谦卑，不顾尊严乞求他人延誉推荐。北宋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设计的完善，游学士人不复行此礼，而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专注于自身的学习，就可能登第，自然在社会关系的经营上不再下大工夫。从政争的角度看，他们完全可以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攻击或出卖情契笃密的学侣。再者，尽管宋人相当重视严师弟子之礼和师道尊严，但宋人的学派观念实际上并不强烈，转投他师的现象极其常见，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游士流动的特性；可以说至少在北宋，游士与学派的从属关系都是不明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