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首发｜施特劳斯遗稿：论历史主义( 三 ) |史学|哲学|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千真万确，犹太人和基督徒曾对圣经史学相当感兴趣。可是，且不说犹太人和基督徒各自本身都不必然是哲人，他们感兴趣的并非作为史学的圣经史学，而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圣经史学，这种记录包括法律、道德、神学，且具有一种启示（revealed）品格，从而也具有一种绝对真实的品格。确实曾经有些哲人攻击圣经的绝对论断，但他们出于有限的意图，致力于以真正的史学方式观察圣经和圣经传统。
仅仅从16世纪以来，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据我所知，更早的政治哲人没有一个像马基雅维利、博丹、培根乃至霍布斯这样着重谈论史学。甚至对于培根来说，以下状况仍是理所当然：历史学问的定位是回忆而不是理性，哲学学问——最高类型的学问——的定位是理性而不是回忆。至于培根之后的时代，可以说，对史学的兴趣几乎逐代增加，且增速也在不断增长。 17世纪末以来，人们开始谈论“一个时代的精神” 。 18世纪中期，伏尔泰生造出“历史哲学”这个矛盾术语（1756年《风俗论》导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哲学和史学完全合并了。同样，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核心论题，只能以史学术语来陈述。就人类事物（人类的知识、理念、制度）来说， 19世纪后半叶的进化论同样如此。
19世纪末和我们的世纪[即20世纪]初，诸种严格科学及其最紧密相关的几个哲学学派，一度成为一种相对非史学化态度的最后堡垒。这些哲学学派坚持反对历史主义，是基于对如下两种追问的根本区分：一种是哲学追问知识和科学的有效性，另一种是史学追问知识和科学的起源。与此同时，这些哲学学派反对历史主义，也是基于如下设定：在等级和重要性上，上述哲学的追问胜过上述史学的追问。例如，针对一种特定类型的历史主义——它自称知识社会学——[这些哲学学派]展开攻击时，立足于区分哲学对有效性的追问和史学对起源的追问。胡塞尔是我们世纪[即20世纪]最深刻也最极端的知识论者，他拒斥他所谓的“那个从根本上区分知识论说明和史学解释的支配性独断” 。对此，那些非史学化的知识论者[即前述哲学学派]必定会多么震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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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Husserl , 1859-1938）
因此，历史主义是这样一种人类思潮：它倾向于合并哲学和一般而言的史学，或合并哲学和特别而言的智识史学。可以稳妥地说，这种思潮如今无处不在。它不只是现象学的标志，同样是黑格尔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标志。这里的知识社会学，指向狄尔泰和斯宾格勒的追随者，也指向杜威的追随者。这种思潮以非常多种不同方式表达其自身，并在最为相异的诸种智识层面论证其自身之正当。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它都本质上是同一种思潮，一种追求合并哲学和史学的思潮。
如今，我们全都首先是历史主义者。哪里还有敢于诉诸人类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呢？他们[如今的自由主义者]更喜欢诉诸自由主义的传统。历史主义是当今的[自由]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前提。在我们阅读任何哲人之前，我们就已经通过道听途说得知，每一种哲学都本质上是历史的，换言之，是其时代的表达，是其时代的精神或灵魂的表达，是其时代的社会经济处境的表达。
几乎在我们能够读和写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们，不存在不可变的人性这样的东西。他们还说，只需片刻反思，就足以反驳[不可变的人性]这个文盲论断。因此，当我们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一年级时，就有人告诉我们，人的不可变的本性就在于人是“历史的” ，换言之，人实际上什么都不是，但人潜在地几乎是一切。或者再换言之，人类生活的可变方面比不可变方面更重要，因为有人争辩道，那些不可变方面的趋势导致人们“抽象”看待人性，而那些不可变因素的“具体”意义完全取决于可变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