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丽君|翻译家易丽君逝世：她让波兰文学被更多中国读者看见( 二 ) |翻译家|小说_文化|奥尔加·托

一九八七年，她以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此后常在《雷达》《文学生活报》《奥得河》《边区》《新潮流》《文化时代》和《普世周刊》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
一九九三年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一九九四年获波兰图书出版商协会奖。一九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E.E.》。翌年出版长篇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受到波兰评论界普遍的赞扬，并于一九九七年获波兰权威的文学大奖“尼刻奖”和科西切尔斯基夫妇基金散文文学奖，从而奠定了她在波兰文坛令人瞩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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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两部译作由易丽君和先生袁汉镕合译
也就在这一年，她放弃了公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橱柜》(一九九七)和长篇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一九九八) ，一九九九年，她因这部作品再次获得“尼刻奖” 。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她定居在离瓦乌布日赫不远的农村，成为乡情、民俗的守望者，但也并非离群索居，邈与世绝。她乐于与人交往，更喜欢外出旅游。作家迄今的成功，绝非评论界的炒作抑或幸运的巧合，而是由于她所受到的各种文化的熏陶，正规、系统的心理学教育，以及广阔、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一切都为她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她的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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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尔丘克发表诺奖受奖演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文坛发生了许多变化。官方文学和底下反对派文学的明显区别已不复存在。过去常见的文学主题，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造反精神等都曾是波兰社会意识生动的组成部分。
随着制度的更迭，上述主题有所削弱。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独立性的首要条件，是保持批判的勇气，敢于坦言真理，敢于揭露政权的外来性和极权统治的弊端，敢于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
这种批判精神展示了一种浓缩的波兰性，起了一种抵御外来性的防护铠甲的作用。但是这种波兰性在浓缩了波兰民族酷爱自由、敢于反抗强权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阻碍了作品中的波兰人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下，这种批判精神还不免带有派别的色彩，简单化的价值标准使得某些被以为是高尚的文学，却不一定是杰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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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的作家淡化历史，他们无需再为国家的不幸命运披上服丧的黑纱，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态度严肃，那样追求“文以载道”和“震撼效应” 。
他们拥有一种更轻松、自由的心态，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件愉悦心灵的乐事，既让自己在编故事的过程中享受快乐，也让读者不费力气、轻松地接受。
他们不屑于承担战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现实里清算是非功过的使命。再者，清算文学在过去的地下出版物中，已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他们看来，重复不免意味着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因此他们在回顾过往时，也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口吻代替愤怒的控诉。他们希望扩大视野，独辟蹊径，去开拓新的创作题材。他们感兴趣的对象由“大祖国”转向“小祖国”—也就是故乡，由“大社会”转向“小社会”—也就是家庭，从中探寻社会生活新颖的、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普通而同时也富有戏剧性和持久价值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