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川合康三谈李商隐与诗歌( 二 ) 诗歌|李商隐|中国|岩波书店|日

川合康三：日本江户时代对汉诗的接受，是从荻生徂徕等拟古派（古文辞派）对汉诗的汲取开始的。由于徂徕的弟子服部南郭的《唐诗选国字解》的流行，《唐诗选》所标榜的“以盛唐诗为中国诗的最高峰”的诗歌观念在此后被继续，现在日本也有好多种《唐诗选》的译注本。尽管清朝以后古文辞派一下子就凋落了，但在日本却一直流行着。这是接受外国文化时的普遍现象，换句话说，本土的学术变化有时在异域难以被接受和理解。也可以说是外国文学的接受难免会有“偏向” 。
但对盛唐诗的重视只是在一般的读书人中继续着，江户时代的汉学者、汉诗人却早早从盛唐诗中脱离，其志向转换到了宋诗精密且日常的表现。大沼枕山与一般人偏重盛唐诗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爱好， “南朝人物”“晚唐诗”的爱好，或者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或许与日本文化中的“风流志向”有关系也未可知吧。
中国诗歌的流变，到杜甫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杜甫衍生出来的变化，一脉传到了韩愈，另一脉传到了白居易。沿着韩愈流脉的是李贺的登场，再于其脉上延长的是李商隐的出现。当然，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这种所谓的谱系或许有一共通性的底流，但各有各的个性。到了李商隐，其流臻至极致，在这以后已经无法再拓展了。这有点像生物不断进化而陷入僵局。李商隐达到的极致、洗练的尽头，想要继续他的人已不存在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极其特殊、罕见的事。一般情况下会出现为后世所继承的存在，但李商隐却是个孤例。我认为，这个孤例，就是文学史上无法连续的个体，昭示着发展到李商隐时这一流脉便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极致。
您著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一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恋爱主题的诗歌进行了梳理，读后给人很大启发。请问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什么选择以李商隐作为终点？这是否意味着，从艺术水准上而言，李商隐的恋爱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川合康三：如我前面说的，我认为李商隐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存在。恋歌在以后当然也会继续，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以前有的恋歌的变奏吧？并不是说因为是变奏就没有价值，很多文学就是这样以形式上的不断重复变化而继续下去吧。
一般人对李商隐的诗歌，知道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爱情的无题诗。而您的《李商隐诗选》在选目上非常有特色，如《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井泥四十韵》等，以往的选本一般不会选入，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商隐诗的面貌。那么，在阅读本书之后，读者对于李商隐的诗作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再回过头去看李商隐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是否在某些方面会有新的发现呢？
川合康三：不能仅把李商隐当作所谓的恋爱诗人来看待。他有像《韩碑》那样的政治诗，也有像《哭刘司户》那样极其大胆地批判政治的诗。你这里指出的如《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井泥四十韵》等，以前的诗选是不收的，只能说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诗人包含的如此多样性的要素，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看作是凌乱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多样的要素必须是有机的统一体。总之，有这样的诗，也有那样的诗，并不能将其各自分开来理解，我认为必须要关照全体才能把握李商隐。这对我来说暂时还做不到，但正因为有这样集聚了多变要素的存在，李商隐的恋爱诗才与单纯的艳情诗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