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孟宪实｜“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 二 ) |侯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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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侯先生到处奔波，不断写信，争取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争取申请课题获得出版资助。当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考古报告进入睡眠模式。 1990年7月11日的《新疆日报》第四版，有《难出书、出书难》的文章，还专门举出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为例进行说明。
事实上，关于楼兰考古，侯灿先生一直在挣扎努力。付出的心血太多，忘记并不容易。 1994年我到北京读书，跟侯灿先生的联系主要以书信为主。知道侯先生放不下楼兰，我曾建议，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那样，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资料，总比没有声响好。侯先生觉得可行，这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楼兰的发现》书稿计划的因缘。在北京读书期间，我跟朱玉麒联系很多。玉麒兄博士后出站之后，继续回新疆师大工作，不仅主编《西域文史》学术杂志，还主持了该校的西域文史学科建设。他知道侯灿先生有楼兰考古的第一手资料，于是积极联系侯先生，双方敲定《楼兰研究与探查》项目，新疆师大出经费，侯灿先生着手研究。当时，侯先生已经退休，先定居成都，再转移上海，与玉麒兄定的计划是2004年底，转年即投入工作。侯灿先生1936年出生，至此，已经年近七十，而两年前刚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却并不满足于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遥远的楼兰，依然是心魂的牵挂。
现在看来，楼兰，注定要成为侯灿先生永久的遗憾。他有力量的时候，社会环境不能给予机会。如今，新疆师大将机会送上门，侯灿先生却无力把握了。他已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我得到的消息有限，但总是侯先生的病事又有增加这类不祥的信息。虽然如此，侯灿先生依然在进行最后的努力。 2012年，当侯灿先生把论文书稿《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寄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无法了解，在论文集和楼兰考古研究之间，事实上侯先生已经进行了选择，楼兰研究实在无力完成了。
2016年6月20日，侯灿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不用为楼兰心碎了。
我深深知道，楼兰考古报告是侯灿先生最大的牵挂，如果有机会出版，至少能够安慰一下侯先生的在天之灵。我认真地询问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长，侯灿先生已然不在，能否安排出版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长斩钉截铁地说，毫无问题，全部由考古所出资。我把电话打到上海，得到的消息几乎就是噩耗——或许正处在伤痛时期，侯灿先生夫人吴美琳老师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我不仅惊愕，而且产生一个可怕的想象：会不会是侯灿先生过于伤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我呆坐在椅上，几乎忘记挂断电话。
2019年6月18日，在侯灿先生去世三周年的前夕，我认真地写下《怀念侯灿先生》一文，先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2019年9月20日“文汇学人”），后来被编辑作为序言收入侯灿先生《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当时的想法很清楚，一定要把侯灿先生《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故事记录下来。该书出版后，吴美琳老师惊醒了，她在全家各处进行了全面搜查，终于在一个密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齐齐的文字和图片原稿。
吴老师的电话，让我兴奋了好几天。朱玉麒教授的兴奋比我更甚，立刻决定由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丛刊出版。 2019年12月17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们乘车前往上海，郑重接受了侯灿先生的遗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