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惠特曼|沙青青｜美国文学中的“棒球传统” 文学|沃尔特·惠特曼|沙青青

“我在棒球中目睹到了伟大。 ”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写作是令人兴奋的，而且棒球就像是写作。 ”
——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
谈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学， “The Catcher in the Rye ”大概是最先在人们脑中浮现出的几个书名之一。 J. D. 塞林格这部名作在中国大陆一般译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台湾地区则有另一个译名：《麦田捕手》。显而易见，两个译名的最大区别是对“Catcher”一词的翻译。联系小说的故事和塞林格所处的社会背景， “Catcher”无疑是指棒球运动的捕手（又译“接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作刚被翻译引介时，国内大部分地区对棒球运动仍较为陌生，于是“守望者”也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译名。在棒球比赛的语境中，捕手需要接住投手丢出的球，并指挥、引导场上所有的防守队员。塞林格对这个棒球术语的借用，自然是一种美国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而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将“棒球”视为一系列在美国社会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学事件”也并不夸张，甚至还可以将其视为所谓“美国认同”构建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项发端自南北战争前、在北美大陆土生土长的球类竞技运动，棒球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便逐步成为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过程自然也会反映在各类文学创作中。棒球成为美国作家笔下描绘对象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草叶集》的作者、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棒球运动刚萌芽时，他就开始注意到这项独特的运动并为之着迷。惠特曼也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将棒球与美国国民性建构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在他晚年的对话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录：“棒球是我们的运动：美国人的运动。我将它与我们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个国家的一切相得益彰，正如宪法、法律一样的重要。 ”
同时代的马克·吐温也对棒球在美国“镀金时代”的流行程度与影响力有过类似的评价：“棒球的象征意义如此显著……这项运动是汹涌、撕裂、繁荣的19世纪的动力、推挤、冲刺和斗争等特性外在的和可见的体现。 ”在小说创作中，他同样贯彻了自己对这项运动的推崇之情。 1889年出版的穿越小说《康州洋基佬在亚瑟王朝廷》（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中，主角就曾试图将棒球引入六世纪的亚瑟王朝廷，希望借此取代骑士之间的比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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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州洋基佬在亚瑟王朝廷》初版中圆桌骑士们打棒球场景的插画
棒球这项运动似乎既能体现出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亦能折射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对美国民众来说，棒球的公共属性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而以一种近乎“民间信仰”的方式被高度概念化、抽象化，以至于成为一种既能扎根于南方玉米田，也能茁壮于纽约市摩天大楼间的“国民消遣”（National Pastime），进而深植于人们的心理层面。而美国作家则有意识地将棒球与美国的一切联系起来，从国家建构的神话一直延伸到对旧日田园生活的想象。棒球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的“国民消遣” ，正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叙述传统先被作家采纳与践行。
此外，这种与足球乃至板球都迥异的竞技运动，在当时甚至被用来作为“美国例外主义”的论证道具。在进步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棒球被视为与新教伦理一样，是一种能够代表所谓“美国性”的显著标志。对数以万计来自“旧大陆”的移民来说，棒球也成为能给他们提供所谓“美国人归属感”的一项独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