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如何塑造林黛玉、关云长这样的典型形象( 二 ) 人物|审美|典型|孙少平|关云长

优秀小说的人物形象、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可以成为集体文化记忆
英国文学理论家卢伯克在著作《小说技巧》里写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青年人形象不仅为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而且具备了跨时代的文学记忆。他说：“那些青年人，容貌与才能，心情与脾气，都各不相同，但都和各时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样富有青春活力——故事有了他们就立刻显得热闹活跃。 ”“皮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以及他们中间其余的人，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儿女；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一点不属于一切时代的。 ”的确，《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世界经典广泛传播，其所塑造的青年人形象，既属于某个特定的年代，又作为文化记忆的形象符号跨越时代和地域，以“青年化身”的文学形象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视野。世界名著中的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人物亦跨越国界，成为某种性格特征的“代言人”融入阅读者的文化记忆之中。
同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亦通过当代读者的阅读活动“活在当下” 。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诸葛亮、关羽、张飞、鲁智深、林冲等文学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某种个性、某种气质的感性符号。他们虽是纸上的文学人物，却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朋友” ，塑造着中国读者的文化心智。当我们指认某人多愁善感的气质像林黛玉或某人重然诺如关云长时，我们不必复述林黛玉的故事或关羽的传奇，黛玉就是痴情执着的文化记忆，关公就是义薄云天的中华符码。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文化记忆的感性代码，小说叙事中的情境、气氛亦具备了“文化唤醒”价值。以汪曾祺小说为例：《受戒》中， “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 。为了大英子“乱孱”绣花针法，姑娘们可以跑三十里地来“围观” ，如此的闲情逸致，是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工业化消费社会难以想象的生活情境。汪曾祺用小说审美为当代读者保留了风雅与俗趣混杂互渗的“古旧”县城的文化记忆。在高邮县城的叙事博物馆里，走动着戴车匠、连老板、王二、张汉轩、王宝应、八千岁、王四海等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小城命运息息相关，演绎着汪曾祺所言的“气氛即人物”的各类风俗画面。汪曾祺的私人审美记忆，通过阅读，其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为文化共同体成员理解既往与当下提供具象化的记忆资源。
小说叙事审美的艺术表达，其文化记忆的功能不是通过纪念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样的实体建筑物来维护与传承记忆，而是通过故事、氛围、语言、趣味、习性、格调等感性叙事为一段文化时空来承载记忆，形成其跨越时空的“记忆之场” 。小说作品以“知之” ，更以“好之”“乐之”的感性魅力，以其独特而珍稀的叙事审美记忆融入当下的文化场域，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兴味、美感与境界。
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小说塑造人物，描摹气氛，终究是要成就一部叙事作品的风神气度。艺术境界的高低，对小说的风神气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内在影响。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唐代诗学理论出现了以《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以境显理的“境界式批评” 。通过境界来衡量诗歌作品在人生领悟、历史洞察或宇宙感受等诸方面的差异性品格。诗情缘境生，诗理缘境发，诗歌的“境界式批评”多是通过物境与心境的关联来品鉴艺术境界的高低。小说的艺术境界除了物境与心境，更要通过一系列的遭遇叙述即人物的命运变幻显现主人公的胸襟气象。小说的艺术境界呈现是逐步展开的，这一过程与故事、性格、言语、行为、心理活动特别是人物命运处境连续性变化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