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朱屺瞻：谈起我学中国画，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但又好像如昨天一般

朱屺瞻（1892-1996），江苏太仓人，1892年生，擅山水、花卉，尤精兰、竹、石。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出版著作有《朱屺瞻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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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屺瞻《梅花草堂春意浓》原手稿
【唐文治#朱屺瞻：谈起我学中国画，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但又好像如昨天一般】谈起我学中国画，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又好像如昨天一般。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我生于江苏浏河，其地在东海之隅，向来多得天地清淑之气。明清以来，出了不少画家，我祖父湘舟先生曾画山水、花卉，富收藏，父亲厚庵先生擅画梅花，我幼年时印象很深。九岁我入家塾，塾师童颂虞先生，多才多艺，会哼昆曲，吹箫笛，弄盆景，擅画，尤擅兰竹。我八岁丧母，所以老师讲到诗经《陟岵》时，我特别感伤，童先生也很难过，所以为我改名为“屺瞻”（我原名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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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屺瞻水仙 124cm×62cm 中国画中国国家画院藏
我受塾师影响，自习作画，先用描红本勾写兰竹，后来渐渐临摹家中所藏山水等作品，到17岁时，我考入邮传部上海实业学校（即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校监唐文治先生是我的表叔。我当时住校在徐家汇，课余仍学画不倦。唐文治是有名望的学者，见此再三告诉我：“作字作画，点画皆须着力，切忌浮滑”，这句话真是金玉良言，我一生躬行，获益匪浅。我20岁在家乡结婚，父亲要我经营吴淞酱园，但我学画之兴趣与日俱增。那年秋，我与堂兄朱增宗一同去杭州游灵隐，观钱塘江，是我平生第一次远游。我常去上海，寻师访友，看到有一家专卖精美西洋画片的“伊文思”洋书店，我买了不少回去临摹。1912年冬，我看到刘海粟、乌始光在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广告，立即报名入学。学校初创，一应甚简陋，同学数人，多为自学，用木炭画，以毛笔蘸木炭粉临摹照片，后又学铅笔的静物写生。几个月后，我就受聘任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教师，教擦笔画。当时我中画西画兼学，有时晨起练书法，临魏碑及米南宫（米芾）行书，又作铅笔素描，授课之余，与王济远同去郊外作风景写生，或画油画，夜晚则画中国画兰竹之类。1917年我26岁，因汪亚尘的催促，我瞒着家中只身赴日本，入东京川端美术学校学习，导师为名画家藤岛武二，学素描等。我在东京博物馆等处看到了西方的一些油画名作，特别是当时后期印象派如梵高、塞尚的作品，终身不能忘怀。但几个月后，家中急告我继母病重，不得已匆匆回国，其时我患肺病，在家疗养，我的一幅风景油画参加了颜文樑发起的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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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屺瞻农田灌溉纸本设色 72cm×61.5cm 1955 年
我自幼喜爱梅花，在浏河老家有一处园池，后来我辟为梅花草堂，植梅数百株，纷然可喜。我建有两个画室，一画油画，一画中国画。1929年我38岁时，曾有中国画《墨荷》《寒林》以及油画《春寒》《劳苦》《静物》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是我因忙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处教西画，却终未有机会去见近在咫尺的画坛大师吴昌硕先生。但我的梅花草堂，却先后有许多友人、名画家来访。我曾遍求“梅花草堂图”，齐白石、黄宾虹、王一亭、汪亚尘、吴湖帆、钱瘦铁、贺天健、姜丹书、潘天寿等均欣然有作。我与齐白石的交往也始于1929年，即年我在全国美展上见到一幅山水，题为“白石”所作，觉有大家之风，但不识“白石”为何人？适于秋日晤老友徐悲鸿，又见有白石为他所刻名印，尤为敬服。悲鸿见我激赏，愿出面代求。我怕由悲鸿出面，齐白石不收画润，于是从上海荣宝斋按润例求刻，从此与齐白石神交20年。我请白石老人刻印，渐渐积有60方，我自名斋曰“六十白石印轩”，并号为“六十白石印富翁”。齐白石又欣然为我制印，称我“知己有恩”，引我为“白石第五知己”。但直到1946年，齐白石来上海开画展，我才得与他见面。其时他在寓处作画，不见人，逢我去，则例外。我看他画紫藤，颇受启发。齐白石告诉我“画贵独立”，此语对我影响极大。过去唐文治教我“画须有力”，齐白石又教我“画贵独立”，我一直铭记在心。白石老人为我所刻印中也有许多画理，如“存我”“开生面”“不耐入微”“形似是末节”“恬淡自适”“心游大荒”“兴之所至”等等，都是我们两心相通、互为共勉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