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一本书，一所名校，一个诗派(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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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不以联大存在时间为限
《诗钞》的编辑思想，除了突出西南联大艺术成就最高的现代派诗歌，并把诗歌的产生场所西南联大推向社会外，还有两点值得赞同：
第一是收文不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限，而以作品创作实际和风格为度。作品的母体是作家，社会组织只是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场所，作家可能更换场所但作家本身没有变。西南联大的教师与学校是契约关系，学校每年一聘，教师接受聘书，双方就建立了工作关系。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修够规定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师生作家与西南联大的关系是灵活的。有的作家离开了西南联大或者在学校结束后才发表或出版作品，或者继续其风格创作，不可能割裂西南联大。如果收文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度，既不符合创作的实际，又损害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因此，《诗钞》的收文时间为1937年至西南联大结束之后的1948年。举例来说，《慰劳信集》创作于诗人进西南联大之前，但发表与出版时诗人已进西南联大，收了；《诗四十首》出版于1948年，但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而其后的诗风与以前的一致，也收了。这是值得肯定的。假若收文与学校的终始一致，会使作品及其风格破碎。
第二，师生分卷排列的体例。这大约是《诗钞》的创造。学生收录老师的作品，而把老师与自己并列甚至列于自己名后（以通行方式排列），显得不尊且有妄自尊大之嫌。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杜运燮对老师十分敬重，他曾在多处表达过这种心情。他编西南联大诗歌，把老师的作品排在学生前，以此表达他对老师的尊敬。以作品实际而论，西南联大学生的一些诗歌成就超过了某些老师——这是学术结论。但编一本书，并不是要在书中比个高下，而是把作品呈献出来，因此有不同的方式编排。其实，师生混排也无大碍，“弟子不必不如师”，教师以学生为荣，好老师希望学生超过自己。但杜运燮不取，而以分卷排列的方式呈献作品。这在西南联大师生中造成了良好的声誉。2004年，我拟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请教王景山先生，他提到《诗钞》的体例，认为“这也是一法”。我后来的书在编排上做了变相的处理，算是接受了《诗钞》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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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钞》多方面的价值意义
那么，再版《诗钞》是否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西南联大的知名度及其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呢？恐怕不能作这样机械狭隘的理解。事实上，《诗钞》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再版《诗钞》的意义也要从多方面理解。例如，《诗钞》以“现代诗”冠名，在80年代以来并不是第一本，却是影响较大者之一。在它之后，以“现代诗”冠名的书则有上百种之多。又如，《诗钞》收入二十四家诗人，其中老师六家，学生十八家，获得“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称号，后来的研究者多以此名来研究西南联大诗人诗作。再如，《诗钞》中的诗人杜运燮、穆旦、沈季平等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战场，用亲身的经历写出了看得见肉搏、听得到杀声的战场诗，缪弘则在战斗中冲锋上阵，英勇牺牲，他们以生命和诗凝结成四个大字：“不要战争”——反战思想是他们献予人类最辉煌的诗行！读他们的诗，可以获得作战的勇气和非战的智慧。
而最基本的是没有一本可供阅读的西南联大诗集。西南联大诗歌的艺术光彩已为人们知晓，但要欣赏其美不能只靠评论或者各处搜寻来的片段，判别他人论断的正确与否也需要完整作品，进一步研究西南联大诗歌更需要整体材料，总之，具有市场的需要。要问为什么《诗钞》断货二十年仍没有一本更好更全的西南联大诗集呢？这是我等的汗颜处：在重重困难下仍然无能完成。也许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度仍不低于杜运燮先生，只是困难的情形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