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问：德黑兰买书记( 三 ) |东学西问|张良仁|考古学|莫森

尽管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学者还是力量有限，在日本使馆和各大美术馆的资助下，山内和也对伊朗的考古学调查持续到1996年，继东京大学考古队后，再次打开了研究局面。另一方面，这些源源不断的调查业务和考古事业，也改善了莫森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莫森又重新捡起画笔，画油画、细密画，描绘新的人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和画作。
随后，凭借着西亚考古背景和语言学优势，山内和也带领日本考古队进入阿富汗巴米扬，在UNESCO统筹下从2003年开始持续工作到2012年，在当地人帮助下获得一批最新的考古材料和发现，并且使用日、英、波斯三种语言发表报告，让更多当地人可以了解这些最新研究。 2015年山内老师带队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发掘碎叶城（Ak Beshim）的宗教寺院，首次发现唐王朝的宫殿遗址。这些敏锐的考古嗅觉和成就来自于其在伊朗打下的基础，因为丝路上的工作方法和考古调查，在方法论上都是共通的，有当地专业人士帮助，往往会事半功倍。
3.从伊朗到阿富汗的命运之路
2018年6月26日，北京大学组织的罗泰（Lothar.V.F）、张良仁教授做了关于中国考古学史和海外伊朗考古报告，当时曾讨论过亚洲考古学的成长史。张良仁在美国UCLA大学攻读博士留学期间，受到罗泰等教授的指引，开始研究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出土中国漆器，以及留意俄罗斯、草原文明、伊朗考古中的空白点。归国后，他一直奋力开拓海外考古事业，与国外考古机构合作，先后在伊朗呼罗珊省、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次报告中他提到的伊朗考古先驱人物格瑞斯曼（Roman Ghirshman ， 1895—1979）、戈达尔（A.Godard ， 1881－1965）等人从伊朗到阿富汗的考古经历，以及对于这条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古代文明探索的贡献，这也和后期山内老师研究中所关注的内容一致。
1920年代，法国对于阿富汗的考古调查如火如荼，但由于选派人员不力，成果寥寥，当时的阿富汗考古调查陷入停滞阶段。这时候法国政府调整方针，选派了一批在伊朗和两河流域有实地经验的考古学者——戈达尔和格瑞斯曼前往阿富汗援助，这两位考古学者也参与奠定了伊朗的近代考古学体系。戈达尔建筑学出身， 1927年开始担任伊朗考古顾问，制定新的考古发掘政策，还设计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格瑞斯曼是俄裔法国考古学家， 1931年开始担任卢浮宫博物馆派遣的伊朗调查团团长，长期进行考古研究。戈达尔帮助调查巴米扬的佛教石窟建筑，制定佛教时期寺院调查方针。格瑞斯曼则丰富了阿富汗考古学领域的发掘主题，很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城市考古内容也被考虑进入学者视野，而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佛教内容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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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古队主要对克尔曼沙阿省郊外的萨珊朝遗址Taq-i Bustan石窟进行调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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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森和笔者在其德黑兰家中手持山内老师主办的巴米扬会议手册）
二战爆发后，阿富汗宣布中立，法国迅速沦陷，伊朗被英国接管。当时法国学人正在贝格拉姆遗址进行第5次发掘，贝格拉姆的出土文物被陆续存放在喀布尔、白沙瓦的英国大使馆里面、法国吉美博物馆，但后来一直缺少系统研究。在二战后，格瑞斯曼继任DAFA在阿富汗田野考古主任， 1941年格瑞斯曼继续在贝格拉姆发掘，将考古学地层学概念第一次导入贝格拉姆工地，科学地发掘了这个城址。此后，格瑞斯曼1943年调查潘杰希尔河流域的白匈奴人坟墓，这是第一次确认了这个居无定所有些神秘的游牧民族的墓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虽然没有再次发现“珍宝” ，但建立了该地区的类型学，为以后的断代参考功不可没。格瑞斯曼1943年末离开阿富汗，以后连年在伊朗进行考古工作， 1945年担任法国驻伊朗考古主任，为伊朗的考古学建设做出很多贡献。两位学者都献身于西亚考古，为后来学人树立了典范。张良仁老师从研究中国夏商周考古、贝格拉姆的中国漆器转向伊朗、俄罗斯的田野考古，从东亚走向西亚，也暗合了格瑞斯曼的部分研究轨迹。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缘分，这也是丝绸之路考古的神奇之处，或许，认真做事的人总会得到上天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