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娘|刘震云：不怪大家不读书，怪作家没有写好( 二 ) 延津|二娘|人物|二郎|写作|故事

我选择延津，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很熟悉，写作起来很便利。我对于延津的胡辣汤、羊肉烩面、火烧，对于人们走在街上的表情、他们的笑和哭、他们的话语和心事，都特别地清楚。
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总是和故乡有很紧密的关系。我的很多小说，把延津换成任何一个地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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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写作的初期就悟到创作的真谛。写作的真谛就是，一部接一部地写，在不同的作品中渐渐发现应该怎么写。
在《塔铺》中，我的写作还是一个很“质朴”的阶段，写质朴的人物和故事。这对于一开始写作的人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但是他非常质朴，大家也会很喜欢他。到了《新兵连》，我渐渐悟出了一点：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像乐队表演开始时用贝斯来定弦。
在《温故一九四二》里，我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一段严酷的历史。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当年的逃荒路上，老李饿死之前，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政府，老李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三天，值了。河南那年饿死了300万人，我要写的是这300万人他们对待生死是一种什么态度，这是我写作的初衷和出发点。
当严酷的事实发生过多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一块铁，你是一个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是大海，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采访过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我说姥姥，咱们谈一谈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这就是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写严肃的历史，用喜剧来写悲剧，它是一个艺术结构和解构问题。这个结构和解构不是我本人创造的，是这个事实所包含的。
【二娘|刘震云：不怪大家不读书，怪作家没有写好】《温故一九四二》是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一场宏大的、严肃的悲剧，它因此变得更加悲剧了。冯小刚导演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看重的就是这种幽默的态度，但幽默背后还有很多悲凉的东西。
我每写一部新作品，都会产生一些新体会，这些新思考带着我去书写下一部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一开始业界给我一个标签，叫新写实主义作家，这概念是说作品是零度情感，表现的生活是原生态。也许是对的。
但世界上，不止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很多时候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如果反映生活，直接看生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写虚构人物虚构故事?
虚构故事里的人物为什么能感动生活中的人？
这绝不是因为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和生活中相似的人，他看到的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跟他有点相似但又有点不相似。相似于处在同一社会形态时间空间，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认识跟社会生活同阶层人的认识不一样。这是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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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一个公务员，但他跟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不一样。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小说中的小林认为他家豆腐馊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