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摄影好书｜《日眠者》：一个不熟悉的多萝西娅·兰格弗里·巴钦|问题|底片|内页|作

编者按：对于美国摄影家多萝西娅·兰格的认识，大多人的印象在于她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为“农业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拍摄的照片，或许更只是那一张“移民母亲” 。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年轻的女性摄影师萨姆·康蒂斯根据兰格的底片档案，重新编辑成书。这本名为《日眠者》的摄影书展示出的作品形象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张照片被看作作品，是在拍下时，还是编辑后，或是其他时间呢？

文章图片

左图：多萝西娅·兰格作品“移民母亲” ，右图：《日眠者》
“一张照片是在何时被制造出来？我们应当把它创作的和时间的边界置于这个制作过程的哪一个点上？”摄影理论家及史学家乔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曾在“撷取与创作”（Taking and Making ，收录于《每一个疯狂的念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5）提出这样的问题，翻开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2020年新摄影书《日眠者》（Day Sleeper），我想到了巴钦的这些问题。在“撷取与创作”中，巴钦例举了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作品《宝拉》（Paula），这幅被后来的评论家誉为带有明显”现代主义敏感性“的作品拍摄年份被追溯为1899年，但直到大约1921年的施蒂格利茨回顾展上，它才被艺术家自己挑选入作品集，首次公开亮相。由此引出了巴钦的一系列问题：摄影师选择按下快门将某个场景凝固在底片上的那一刻，一张照片就被制造出来了吗？还是摄影师将这一张底片放大之时？抑或是当照片被展出，第一次暴露在公众眼前的时候？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文章图片

《日眠者》内页
某种程度上，兰格的《日眠者》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 如果照片的编辑和发布都发生在摄影师身后，那我们又该如何计算照片成为作品的时间点？——因为将这些尘封于奥克兰的加州博物馆（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的底片重新梳理并编辑成书的人并不是兰格自己，而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摄影师萨姆·康蒂斯（Sam Contis）， 2017年，康蒂斯第一次看到了兰格的这些底片档案，她意识到自己“只了解她（兰格）的一小部分作品” 。实际上，我们对于兰格的了解都只局限于“一小部分” ，即她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为“农业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拍摄的穷苦的佃农和打工者，甚至，我们熟悉的或许只是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的那张被命名为“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的照片，一位愁容满面的女性，两个孩子趴在她肩头，这一影像也被认为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代表。
在世时，兰格本人也感觉到自己对于摄影艺术的探索被她对社会议题的报道掩盖了， 1965年， 70岁的兰格去世后，她遗留下的尚未被纳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的25,000张底片和6000多张照片连通拍摄笔记等一道，都成了奥克兰的加州博物馆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