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专访陈映芳( 二 ) 学术|专访|制度|陈映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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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与导师格斯合著《性格与社会制度》（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99年再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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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世界”与每个人有关
新京报：想象力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在人的处境与社会的结构之间穿梭的能力，依米尔斯的理解，也便是“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 。自上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人的行为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制度性的，那么，自然而然就会由此去理解背后的社会结构，而不会满足停留于个体生物和心理等微观层面。几个主要的宏大叙事诸如“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甚至成为解释“周边世界”的灵丹妙药。而在中观层面，社会调查研究也在不断收集个体层面经验数据，归纳分析“阶层”“教育”“社区”等中层概念，关注着个人之外的“周边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总之，将人的处境和“周边世界”连接起来好像是人们一直都在做的。那么，想象力还是一个问题吗？我们需要理解的那个“周边世界”是什么？
陈映芳：中国社会学经历过一段被取消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当时，无论是“南开班”（由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组织举办的社会学研究生班）毕业的，还是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他们接受的社会学专业训练大多都基于同期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范式也受其影响，而我们的社会因其所处的不同时期，事实上最需要的是更早一些的如古典的或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现代”与“后现代”的错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处的社会接近米尔斯当初的情形，包括冷战开始后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内社会秩序的逻辑，以及社会科学的功能、地位在学术研究智库化背景下的变化等。
以上是我的一些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说你提的“周边世界” 。
我们每个人都是会关心“周边世界”的。在过去，人们可能主要关心的还是家庭和传统共同体等内群体、地域社会，而在近代化过程中则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在计划年代也关心单位的事。在20世纪80、90年代市场化过程中，个体进入市场，只不过也是带着家庭进入的。而此后，城市化和城市大开发也引发了诸多重要的变化，包括我们如何理解城市的开发机制、市民的财产安全，当然在这其中既有家园也有社区的命运。由此我们还可以关注到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周边世界”的范畴。我们无法说“我这个地方”或“我这个阶层”好就好，命运有连带性，远方发生的灾难也是我们的灾难。甚至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灾难都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进而影响到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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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的逻辑》，陈映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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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主体的条件
新京报：接着你刚才说的“每个人” ，如何理解既是想象力对象（被研究时），也是想象力主体（去感受并理解“周边世界”时）的人？
陈映芳：人的社会学想象力是有条件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人需要成为完整的人。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框架中，专业的调查机构及其从业成员的存在，以及他们展开调查的动因和基本条件，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商家需求，或者则附着于大学科研项目之上。也就是说，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我们的“社会”、“社会成员” ，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被诠释的客体，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而市民之成长、社会之成熟，需要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认识自我、诠释自我的基本能力，唯此才能成为社会权利、社会主张的声张者，成为推动社会自我变革的真正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