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专访陈映芳学术|专访|制度|陈映芳|日本

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社会学者陈映芳的专访。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米尔斯阐释“想象力”的基本内容之一。当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借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探寻周边世界，发现社会的结构框架，理解此框架与我们的关系，概括出我们的状态。陈映芳认为，理解周边世界的能力，其本质是习得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挑战则是如何形成“基于内心价值关怀的问题意识” 。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5 。
更多内容详见：
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丨纪念赖特·米尔斯逝世60周年
【专访|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专访陈映芳】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丨专访任剑涛
采写｜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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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中国的逻辑》《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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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对感受性的强调
新京报：你还记得第一次读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情形吗？
陈映芳：具体记不清了。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接触社会学的。 1992年刚到日本时，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招聘外国人学者”的身份。正式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前，我曾在京都大学旁听社会学的课程。然后因为家庭原因，到大阪市立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相当于“大学院生”的预备生），最后正式参加大学院社会学专业的入学考试。学习社会学、乃至了解米尔斯的学术，是跟着自己内心的冲动一步步摸索的过程。
最近，我找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资料，发现我手边的日文版《社会学的想象力》是1995年纪伊国书店出版的“新装版” 。它是1965年被介绍到日本的，译者铃木广教授（日本研究米尔斯理论的专家，著有《米尔斯的理论》），初版到1984年时已经印了14次。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自费留学生，读书主要是到图书馆借，购买新书要思量再三。好在那时的日本旧书市场还很好，大学里和便利店里的复印机也已经普及。所以，除了与博士论文主题直接相关或特别感兴趣的新书需要下决心买下来，其他的文献主要靠淘旧书，或者摘要复印。
后来《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了简体中译本。我手边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陈强和张永强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发行的初版。
由于我接触米尔斯的学术时，对美国50、60年代的社会学史，以及米尔斯的学术思想演变轨迹，特别是他自身在那样的时代中曾经历的精神冲突等，都缺乏相应的了解，而主要是结合当时我自己的问题寻找学术资源和方法参照，所以，对当初我的研究来说，《性格与社会制度》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好像是一体的——前者对我当初的研究有直接的影响，是我博士论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同时它也让我更容易接受后者的学术价值。
《性格与社会制度》是米尔斯和他的老师格斯（Hans Heinrich Gerth）合著的， 1953年出版。格斯对米尔斯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曾一起合编过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但自米尔斯发表《权力精英》后，他被学术界一些人视为激进的异类，也与一些朋友渐行渐远，包括格斯。这两天我翻出《性格与社会制度》，发现中间还夹着几页当初写的读书笔记，对要点和重点的归纳。简单来说，除了“性格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动等基本内容外，它的重点之一是论述了在作为个体的“人”和“制度”之间， “角色”作为中介项的意义和操作性。这本书很厚，结构庞大，我的笔记中特别一条条地归纳了米尔斯和弗洛伊德·米德的对比，并勾勒了有关社会学制度研究的学术史经纬，以及书中有关历史维度的意义。这让我意识到，米尔斯后来的学术尽管一直强调人的感受性的重要，以及如何从个体中发现社会整体，但并没有走向社会心理学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这应该跟他早期跟导师一起从事的韦伯研究，以及“性格与社会制度”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