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那个写出《城记》的王军，如今在故宫内研究北京城建的密码( 三 ) |故宫|城记|北京城建|单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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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王军（中）在讲解故宫太和殿建筑。摄影/郑鸣）
王军说，那时候自己做梦会经常梦见胡同被拆光，很痛苦。有一场梦里，他拿着《乾隆京城全图》，在最有代表性的元大都胡同南小街做调查，却发现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在这层意义之上，他有时反而觉得如果自己从未写过那些东西该有多好。 “我真不希望有《城记》这样一本书，因为《城记》就是写拆北京城的事，不发生这些事，也就没这么一本书。我情愿我所有的书都没有。 ”
写完《城记》时，王军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这个梦在其后的十余年里，渐渐变为了现实，虽然它来晚了许多——占北京区划5.76％的旧城，只剩下1/4了。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强调老城不能再拆；2020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再次要求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王军说，这也是自己能够来故宫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一个现实条件。
王军同时认为，近年的局面，只能算作部分向好。最根本的动力最终来自当地群众，只有恢复“统规自建，流水不腐”的生长机制，把决定权交给群众，才能实现真正的旧城复兴。 “公共参与才是伟大的机制，伟大的机制才会塑造伟大的城市形态。 ”王军说。
美国采访人员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
从读懂梁思成开始
学者杨东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 。王军不敢接受这个称呼，只希望自己能成为北京城孝顺的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老建筑确实在他的努力下获得了幸存的生机，比如东堂子胡同75号的蔡元培故居、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东四八条胡同……当然，没能保住的更多，其中最令他痛心的莫过于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1998年底，他跟随梁林之子梁从诫来过这个小院。
对王军而言，梁思成和林徽因有着无法替代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城记》就是他写给梁林二人的一本墓志铭，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前为北京城保护做出的泣血抗争与沉痛预言，都成为了自己目不忍睹的现状。他亲见着梁思成所说的“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在这座城市身上一次次显现，也便愈发感受到那句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他们对我的人生太重要了，我走得再远，梁先生、林先生都在陪伴着我。 ”提起梁思成，王军总是充满敬意。同时他又常怀激愤，今年早些时候，他在一篇题为《从读懂梁思成开始》的文章中还写道：“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坎坷命运，一而再地向我们提示，欲知中国建筑，须静下心来，怀着同情之了解，实事求是，不羼杂任何沽名钓誉之企图，不做任何偏激之毁誉。 ”
他一直想写一部《梁思成传》，准备了快二十年，依然没有动笔。一方面因为手头的工作忙，另一方面他想先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命运。 “因为他们恰恰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有一份朴素的情感和理性的认识，才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坎坷。我必须把中国文化是什么回答了，才能最深刻地表现他们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