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群四百年前的文人们造了一个高雅纸牌屋( 四 ) |长物|冒辟疆|文震亨|董小宛

无论惋惜也好，还是愤慨也罢，这种对庸俗的有意冒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刻意的营销手段：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侮辱亵渎优雅的富贵家儿和暴发户，为了避免自己不留心陷入庸俗的泥淖，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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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奢靡
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俗人，这种焦虑的心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普遍流行，而《长物志》这样的书，正迎合了这种焦虑。而文震亨所处的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代，恰恰是这种焦虑达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尤其是在他身处的江南之地，这种焦虑与日俱增，而焦虑的来源，则是物质消费的高度增长，形成了一种奢靡之风。
一些敏锐的观察者觉察出这种奢靡之风在16世纪末的嘉靖年间开始浮现。松江文士何良俊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宴会， “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 ，而待到晚年，他所看到的却是“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剩” 。到17世纪初的万历时代，这种奢靡之风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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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琵琶记》中的内苑游廊。
口腹之欲可以穷竭四海，身上衣着，同样也日益华美， 17世纪的南京文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述在他年少之时，街上多见是布衣，少见丝服，如今却“迩来则又衣丝蹑槁者多，布服菲履者少” 。在苏州常熟，以前市井衣服多半粗布， “今则夏多纱谷，冬或重裘” 。家具陈设更是从粗木家具，转而为细木家具。松江人范濂写道，自己少年时，细木家具“曾不一见” ，民间家具“止有银杏金漆方桌” 。如今的“纨绔豪奢” ， “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奢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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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掷万钱的奢靡之风，从表面上看，正是《长物志》所着力批判的富贵家儿和庸奴做派。他们挥金如土，争贵斗富，买到手的却只有庸俗二字。而《长物志》所标榜的，却是“删繁去奢之意” 。在书中随处可见“宁俭无俗”之类的话语，告诫读者奢靡乃是庸俗的代名词。
然而果然如此吗？诚如《长物志》序言所述，长物之所以为长物，正是因为它是生活必需之外的多余之物，必然是在简朴之上的踵事增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屏风的要求可以一斑。他写道，屏风“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次则祁阳石，又次则花蕊石；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为之” 。文震亨极为推崇的大理石屏风在明代可以说是权贵豪奢的代名词，查抄明代奸相严嵩宅邸的财产名录中，就列有大量雕琢精巧的大理石屏风。品质最佳的大理石，更是专供御用的贡品。为了开采这种花纹绚烂的石头，自云南深山到京师的官道上，人马死伤载道。然而，比起大理石屏来说，简朴且奢华罪孽不那么深重的纸糊屏风和木屏风，文震亨却嗤之以鼻：“俱不入品。 ”
文士优雅的生活长物，也同样不排斥奢靡的细木。文震亨特别提到符合优雅品位的床， “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自可用”——任何一个了解晚明古董家具价格的人，都会知道，文震亨所推崇的五六百年前的宋元断纹小漆床，是何等的一床难求。也会知道高手匠作的小木（细木）床，价格抵得上中人之家一年所入。读书人必不可少的书架，同样必须是古董或是高手精心匠作之物， “一则市肆中物，一则药室中物，俱不可用”——这些市面上随处可见批量生产的家具，尽管简朴廉价，但是——还是那个评价，太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