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再谈“五四”：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遮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二 ) |本土文化|中国文化

古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间的论战，到了近代演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与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间的对抗。进入2000年之后，这组矛盾又演变为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间的隐秘论战。据许纪霖观察，当下时代舆论中的诸多议题与论辩，其背后的结构都可以归属于文化与文明内在的撕裂与对抗。
五四论战中的价值盲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何在？
许纪霖在对近代思想史进行梳理时，将近代知识分子划分为“两代启蒙者” 。第一代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第二代启蒙者则是民初的首代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代启蒙者常被第二代启蒙者视为“半新半旧”的人物，无论是康有为的“国魂说”所强调的“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 ，还是梁启超在《国性论》中所谈及的“国之有性，如同人之有人性” ，第一代启蒙者虽主张“西学为用” ，但总体上依旧坚持中国文化之根基的不可撼动性。与此同时，第二代启蒙者内部又分化为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和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复古派。被学衡派奉为精神领袖的陈寅恪认为，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总体而言，在五四文明大论战中，两代启蒙者的冲突基本可以概括为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的对立。

本文图片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的陈寅恪铜坐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对立双方的论辩视角与策略其实又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许纪霖指出：“对立的双方都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的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来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 ”对立双方都将中西文明视为两种性质迥异、乃至对立的文明进行比较。例如“新派”的李大钊与“旧派”的杜亚泉都认为，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而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中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 。与此同时，在许纪霖看来，论战双方的视角皆是“文明的” ，而不是“文化的” 。譬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最后一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中，曾将“文明的自觉”拔高为人生最崇高的价值：“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而建设国家只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中国有一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
许纪霖指出， “当新文化运动沉浸在世界主义的、普世性的文明比较之中时，有一个真正的问题被汹涌的时代大潮遮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何在？”换言之，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许纪霖的研究揭示出，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看似立场对立，实则共享了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文化工具主义。 “双方都以为文化不是发自内心情感深处的生命体验，不是安身立命的认同对象，文化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有效工具。 ”许纪霖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文化自觉” ，一种被掏空了民族文化实在内涵的、反文化的文化本位。文化是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对历史之根的追寻，在这一点上，许纪霖更认同当时“另类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张君劢的观点，在张君劢看来“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而言，文化不是外在的、可以随意选择的工具，而是内在于人性、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主体选择的生命本身。 ” 这种对于“文化自觉”的认识直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才真正成为时代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