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再谈“五四”：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遮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本土文化|中国文化

采访人员 | 实习采访人员林柳逸
编辑 |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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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赛亚·伯林关于“启蒙”的说法，对于像德国、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被启蒙”国家而言，启蒙实际上具有“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这两重含义。启蒙意味着融入以18世纪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普世文明，然而，这个文明并非本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异己的、拿来的。文明是外来的，而文化则是本土的、自身的，这就生发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与对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史学家许纪霖认为，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发展进程中， “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一方面， “文明自觉”要求主体向18世纪西欧文明的普世性靠拢，对强调人之理性的英法启蒙运动做出正面的回应。另一方面， “文化自觉”又要求“被启蒙者”坚守自身的民族特殊性，发现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以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对抗西欧启蒙文明的普世性。
许纪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次“文明的自觉” 。在救亡图存的文化论战中，本土派与西化派都立足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试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然而， “文化的自觉”却在论战的浪潮中被遮蔽与淹没：什么才是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国文化有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有余，但“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平衡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日前，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天人讲堂”中，许纪霖再度将这一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抛诸公众视野。
走向近代：文明与文化的位移与撕裂
许纪霖认为，作为“被启蒙”的国家，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与德国的历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虽然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苏格兰，但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却指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 ”对于英法而言，启蒙是从宗教蒙昧步入理性文明的“走出洞穴”的过程，它意味着人以自身的理性代替上帝，成为历史的决策者，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觉醒。许纪霖认为， “何为启蒙”对于英法而言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英国和法国，文化与文明具有同一性：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世的现代文明，是英法自身民族文化的自然延展，对普世文明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同。而在近代德语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各自的特征。许纪霖由此认为，与“文明”一词所暗含的普世性不同， “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对于像德国和中国这样的近代文明的接收者而言，文明和文化并不具有同一性，启蒙因而具有了“文明”与“文化”之间内在的紧张性。
在讲座中，许纪霖进一步解释了文明与文化的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移”：古中国文明作为世界的轴心文明之一，曾经构成了东亚世界的普世文明，古代中国既是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又是世界文明的主体，因而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曾经具有同构性。然而，到了帝制晚期，在鸦片战争之后“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被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文明赶下了世界文明的宝座，沦为了地方主义的文化。因此， “近代以后，对于中国而言，文明的主体和文化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的错位。天下主义的普世文明就此沦落，原本合一的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开始撕裂。这即是百年以来启蒙困境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