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再谈“五四”：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遮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三 ) |本土文化|中国文化

走出二律背反：调和“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
近代文明论的“文明主体”早已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但近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体”则是有待觉悟的中华民族，许纪霖进一步叩问， “在文明主体与文化主体的撕裂中，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诚然，文明与文化各自所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文明回应的是“什么是人类普遍之好” ，而文化回答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特殊价值” 。在西化派看来，人类文明普遍之“好”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文化不能自立标准；而本土派却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 “我们的”就是“好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二律背反？
许纪霖认为，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依旧有两个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其一，如何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从“我们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他表示，这是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两个核心命题。
在许纪霖看来，佛教的本土化便是将“好的文明”转化为“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成功案例。陈寅恪曾将宋代“程朱理学”的创立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入侵的一种策略性的回应，他认为，程朱理学“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在陈寅恪看来，程朱理学的本质是对佛教这一异己的文明进行儒家化、道家化的处理，在这一鲜活的文化实例中，国人得以窥见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将外来文明内化进本土文化的结构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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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再谈“五四”：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遮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讲座的尾声，当被问及“如何处理外来与本土思想间的紧张关系”时，许纪霖援引了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的“古层论” 。丸山真男认为，本土的思想既不是域外思想、理论的复制品，亦不是绝对“自发”的产物，而是外来文化的绝对影响和“古层”的执拗性生存之矛盾的统一。许纪霖进一步阐释称，文化的发展形态是“层层堆积”的，就像地质学中不同岩层的堆叠一样。位于顶层的是抽象理论和学说，它们总是伴随着对外来思想的吸收而逐渐下移至更为古老的古层。然而，外来的思想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亦会受到“古层”的反弹作用，从而发生变化。许纪霖表示， “文化古层所象征的传统思想，就像贯穿整个交响乐的一个不和谐的‘低音’ ，它总是在调和、修正和吸纳其他声音。传统文化就是丸山真男所谓的‘执拗的低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