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那些被遗忘的录像艺术……( 四 ) 艺术|观众|批判|激浪|人人|白南

在《焦距》中， 8台电视， 8个依次缩小的画面， 8台电视保持着特定的间距，前后相继“翻拍” ，由清晰的画面而完全模糊为蓝色光斑。观众游走在8台电视所划定的7个区域，每次都与城市十字路口的不同面貌相遇。论者主要集中在《焦距》对监视器的概念表达。试想一下，你曾目睹这个城市十字路口的风景，甚至在此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那些架空电缆，那个角落，那棵再也没有出席的树。此刻你又伫立在这片风景前，不过它呈现在监视器中，这么多台监视器取代了你的位置，它们好像融合成一只眼睛，接替你的眼睛去看。你被艺术家模拟，你的举止和思考几乎要成为装置的一部分，你成为这个奇形怪状的乌托邦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并不多见。
消失的录像艺术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更多中国艺术家开始尝试录像艺术，有些是松散的尝试，有些是组织、团体、规模化的尝试。艺术家们表现着身体、感受，以及“道” ，无论是古典的道，还是现代的道。中国艺术家和大众传播的连接也是明显的，他们比今天更有意愿和电视台合作。
1996年，吴美纯、邱志杰策划了群展“现象影像” ，囊括了当时录像领域几乎全部艺术家的作品，展览还留下了《录像艺术文献》《艺术和历史意识》两本展刊。吴美纯在展览画册中写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录像可以用来做什么，而不是什么是录像艺术？录像以一种与生俱来的媒体属性富于挑战，它有力而廉价，它既私密又极易传播和复制，它直露真相又敏于幻想。因此本次活动是包容性的而非选择性的，它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媒体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
【观众|那些被遗忘的录像艺术……】2001年，中国美术学院成立新媒体艺术研究中心，由张培力主持，吴美纯、矫健、耿建翌等人参与授课和管理，但七届之后宣告解散。中国艺术又一次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它创造的可能性很大，但它创造的时间很少，可能性的富饶和时间的匮乏构成了一个悖论，而不是一个平衡。没有人能同时获得时间和可能性，那些以速度为标尺的人，放弃了对可能性的寻求，而那些执迷于可能性的人，总是被时间所“抛弃” 。在十年甚至几年时间内，中国录像艺术完成了起步和确立，它如此短暂，它的参考背景如此辽阔，以至于它总有点像压缩的、小尺幅的制品。但这绝非批判。考虑到文化，难道不是也都如此吗？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制造了如此之多的通识理论、通识学术，它们本应该在读者和作者、灵感与系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没有。
二十世纪末的录像艺术的“遗失”是显然的，它并没有真正跨越新千年，也并没有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今天的录像艺术和已经成为历史的录像艺术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界限，尽管它们共享了很多内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录像艺术的“遗失”呢？在当代艺术越来越强调全球化、艺术范式的今天，我们是否再一次“遗失”了录像艺术呢？这些二十世纪末的录像艺术忽视了白南准所要求的平等和有机，它们更像是错位和扭曲的产物，止步于彼时彼地，然而它们蕴涵着别样的激情，珍贵的理想，而今，它们又一次向我们投来期待的目光。
一直以来，我们都误解了录像艺术，其实理性和批判只是录像艺术的要素之一，却远远不是最重要的要素，这些理性和批判更像是社会对录像艺术的异化所产生的副产品。今天中国艺术家可以使用更多设备，更开放的文化资源，以及所有这一切所意味的高精尖、大现实，然而又如何摆脱技术和历史的双重断裂与阴影，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性化”踪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