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期的梁晓声是如何“揭露”正常期的梁晓声的？最狠的还是自己 |莫言|写作|作家|人世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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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人世间》的梁晓声，像是了一个看透人间的世态炎凉、男欢女爱、你撕我杀的所有的繁花与碎屑的老人，透着一股宽容、泰然、超然的心态，抹去了他曾经有过的激烈、猛烈与强烈。
梁晓声也有他的叛逆期。
就像青春期的叛逆青年一样，这时候的梁晓声染上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时髦、时兴的新潮色泽，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沾一点，王蒙的“躲避崇高” ，他弄一点，莫言的语言风格，他也学舌一点。
梁晓声的叛逆期，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而这个叛逆期的转折点，藏在他写作《雪城》上、下部之间的1985年至1988年这一段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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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上部大致写作于1985年，这时候的梁晓声还是按照传统的文学写作方法，沿用他喜欢的雨果与苏俄小说笔法，以他的舒展的文风与气势磅礴的语言，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标志性转折是莫言冲上了文坛。莫言以四字语句冲击了中国文学界的传统文风，导致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文体在莫言文风的冲击下，都开始向“四字语汇”靠拢。
所以莫言的语言冲击力，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巨大的异数，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在莫言的影响下，前一度时期独领风骚的中国作家的文风，都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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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冲上文坛的初试啼声的作品是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真正震动文坛的是发表在1986年的《红高粱》。
梁晓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莫言文风的强烈冲击，直接的后果，就是1988年写成的《雪城》下部里，在文风中，染上了莫言的冷色调的用语习惯，四字语句大面积地堆砌在一起。
《雪城》上部与下部的文风上的巨大悖离，也可以说是文学界的一种罕见的现象。
改编成电视剧的是《雪城》上部，下部因为内质的转型，而难以再被进行影视化改编了。
《雪城》之后的梁晓声走上了叛逆之路。这时候，梁晓声四十四、五岁左右，虽然人到中年，在生理年龄上，正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叛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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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在叛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初他用以打入文坛的英雄主义、崇高精神、纯洁情怀，遭到了叛逆时期的梁晓声的彻底“反水” 。
梁晓声翻脸不认人的转变，甚至对他自己也进行了忏悔式的深刻的“揭露” 。
常言道，一个人最狠的还是对他自己。
梁晓声最狠的做法，就是向他自己扇耳括子。
这时候的梁晓声变得六亲不认，把自己的两腮扇得呼呼作响。
他自己还可能自鸣得意，以为趟出了新路，匹合了流行潮，但是之前喜欢他的英雄主义文学风格的读者受不了了。
一位读者，直接指斥他的叛逆期的作品《恐惧》太让人恐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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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梁晓声还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作家，本质上，他不是如他所说的坏到骨头里的虚伪者、老色鬼、嫉妒狂，他的心里还有一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