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许倬云的“十日谈” 纸上的学问生命的学问( 三 ) 薄伽丘|瘟疫|学问|个人|中国

有次提及这个问题，我请教许先生：“关于‘变化’ ，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而言，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 ，为什么您能够运用得如此深远广大？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却熟视无睹？”他推荐我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东西，并强调说“学历史要有common sense” ，回归常识。
大同世界，修己以安人
关于中美之间的冲突，许先生认为是“文化之间的不协调，并不是文化冲突。东方文化没有办法反映到西方去，对西方没有冲击，或者冲击非常薄弱” 。多年来，他出版的五本英文专著，除了《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1965）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偏重于“社会阶层流动分析”之外，余者几乎都是围绕“将东方文化反映到西方去”这一目的而展开：
《Han Agriculture》（《汉代农业》， 1980）的论述，早就超出书名所限定的范畴，致力于廓清“以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 ，两千年来传统中国的“基本盘”；《Westen Chou Civilization》（《西周史》， 1988）则致力于解释这一“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 ，如何最终形塑“华夏文化本体”——这两本书分别从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解释中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因和内在机制，数十年来已成经典；《万古江河》则以梁任公的《中国史叙论》作为理论框架，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作为许先生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史学著作，各种版本累计销量近百万册，其英译本《China》（2012）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材；新近出版的《American Life》(《许倬云说美国》， 2021)及《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Mundane》(《中国文化的精神》， 2021) ，对美国历史与当下的反思以及中文文化的引介，在美国知识阶层引起的共鸣和反响方兴未艾。
在“说美国”和“十日谈”之中，常常感受到许先生对美国日渐败坏的哀叹，以及中华文明参与重整未来人类秩序的期盼。甚至《中国文化的精神》“后言”中，他都忍不住呼吁：值此人类文明转变关头， “西方文明已近削薄甚至毁损了许多其他文明。于是，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因素，寻觅新生。此时，环顾全世界，能够对西方文明提出针砭的文化系统，只有中国这一处了！”
具体言之， “中国一直以来在政治、社会秩序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挂钩，把零碎的结构熔铸成为一张大网……广大区域共享福祉，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结构”（“十日谈”第九讲）。
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许先生尤为关注“人心” ，及其蕴含的无限可能：“你的心就是上帝，人心怎么想就造成你看社会怎么样。许多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众人的心，就是支配你、呼唤你、抑制你、鼓励你的力量。 ……修身修己到一定地步就要去照顾别人，安人、安民、安百姓”（“十日谈”总论）。这是明末东林以来，江南绵延四百余年的精神传承；也是许先生以一生的行持，所检验、亲证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能理解许先生所主张“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它从未真正实现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空有理念高悬，似乎并无现实可操作性。直到最近，有幸随侍先生左右，言传身教之下，才渐渐有了一点坚实的体会：理想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理想本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得寸进寸的真履实践。 “永远要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永远要有纠正错误的可能性。 ”
日前，他讲到当年参与台湾建设、变革时，内心秉持的信念：“认为应该做，就把自己投进去，当作一根柴烧完为止，不计得失。 ”也讲到晚年的严家淦先生与他的一番谈话：“不要求事功，不要求成就——只有求心之所安。事功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们只能说那时候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做到了。 ”老骥伏枥，薪尽火传，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于此可窥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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