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北大教授董强谈波德莱尔的启示：文学没有药方也没有菜单( 二 ) |波德莱尔|董强|北京大学|诗歌

再后来，萨特等人再去读波德莱尔的时候，就看到了波德莱尔身上的批判性。所以一个经典作家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阐释的，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都能挖掘到不同的面向。
【|独家访谈｜北大教授董强谈波德莱尔的启示：文学没有药方也没有菜单】2、打破中国人文对诗歌的理解
羊城晚报：波德莱尔在中国最热、传播最广的是哪个时期？
董强：主要是两个时代，一个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李金发、梁宗岱等人为代表，包括上海很多对都市书写、感官创作比较感兴趣的年轻作家；第二次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波德莱尔已经带上了存在主义的光环，郭宏安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郭宏安还写了关于波德莱尔的很多的研究文章，对波德莱尔的解读此时已经带有对人的思考、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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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波德莱尔对中国作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董强：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方面影响最大。无论是梁宗岱还是李金发都看到这种象征，因为中国原本就有强大的象征传统，喜欢用隐喻、比喻来表达。
然而，波德莱尔的象征与现代打破了中国人文对诗歌的理解，原来诗歌必须是善的、美的，但是《恶之花》让我们意识到诗歌还可以写恶的、丑的，这对当时的中国诗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是惊世骇俗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德莱尔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带有某种先锋精神，颠覆的同时又不排除中国诗人对古代的重新认识；但是波德莱尔现实的一面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羊城晚报：该如何理解波德莱尔所开创的现代文学？
董强：从波德莱尔到乔伊斯再到卡夫卡，这些真正现代派的开创者，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探索自己的感受，然后用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写出来以后，就震惊了文坛：原来文学还可以这么写，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感受原来就是这样。
我们读古典作品就像去音乐厅听交响乐，可以把我们带到美好的地方，但是这种美是脱离我个人经验的，可以让我得到熏陶和升华，但是跟我的经历没什么关系。
现代文学则完全不同，现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和读者同样重要，现代文学是逼着你去看一个新的东西，通常会有一种挑战性，需要读者更多的投入，而且你对文本的投入理解越深，作品本身的意义就越丰富。
3、纯粹走西方道路是没有根的浮萍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包括莫言、余华、格非等人，是不是也跟波德莱尔有关？
董强：这个是肯定的，当时中国迎来外国文学的浪潮，中国作家大量吸收来自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包括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等。这些新的思想刺激着当时的年轻作家，因为原来中国是比较简单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后来就被西方涌入的文学的丰富性所吸引。
但这种吸引不是纯粹的模仿外国作家写作，更多是一种刺激，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年轻作家敢于创新，探索文学新的写法和形式。
羊城晚报：作家残雪曾说当时对西方的学习是浅层次的，所以导致后续无力，尤其是当时那一批先锋作家后来纷纷转向现实的怀抱。
董强：残雪的创作思路比较独特，甚至有一点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因为她受西方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她看来可能其他人对西方的了解没有她全面、深入，但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