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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温庆新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等为研究对象 , 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早期编纂的社会背景、知识选择及编纂意图进行深度还原 , 提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虽风格多元、体例不一、篇幅各异、思想复杂及价值多元 , 却皆是接受了外来的文学史框架 , 并广泛受到近代学制变革、“中西交通”的背景及教育启智的时代需求等影响 。 这些文学史大多是彼时大学堂、中学堂甚至教会学校所编的教材讲义 。 它们在借用文学史框架进行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同时 , 并非将主要编纂思路放在文学史内部规律的探讨与实践上 , 而是尽力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价值及知识结构进行有效回应 。
作者细致论证近代学制变革如何影响彼时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造 , 尤其是《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的设置、颁布与近代学术变迁的关系 , 最终得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作为近代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 , 不可避免受此影响的结论 。 由于人伦道德与经学大义被置于近代大学堂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等科目之首 , 近代大学的“中国文学门”将“说文学”“音韵学”“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等列为必修课 , 成为彼时编纂中国文学史必须遵循的方向标 。
书中分析了黄人、林传甲如何突出“小学”治学的传统 , 如何强调以音韵为根、重视方言研究 , 如何主张承继“小学”的同时与“今之各国文字等”相通 , 以顺应时代需要 。 作者发现 , 时局所提出的需求 , 最终决定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可能完全恪守传统 , 亦非简单照搬西学;实用意图最终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及方式可以顺应时势需求 , 它们就将最终被推上历史舞台 , 由此促使中西学术的交通与杂糅 。
作者在书中全面阐述了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因对传统“固有之学”的认同 , 形成主张“恢复人伦道德”的共通选择 , 与张之洞、章太炎等近代有志之士在中西学术交通中普遍存在的寻求儒经复归的精神诉求相契合 。 近代有志之士的呼声 , 使得该时期的文学史编纂者在个人素养、知识结构等多重作用下 , 对中西学术的交通之势采取以传统学术为主导 , 与近代学制变革的精神相契合 。 尤其是黄人、林传甲等对中国固有之学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 主张恢复人伦道德 , 试图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 , 成为彼时治文学史者共通的价值观及学术自律行为 。 故而 , 作者得出“‘开民智’、维系人伦道德的编纂意图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主要精神诉求”的结论 。 要言之 , 近代学术变迁、学制变革深深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 , 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关注文学的地域性差别 , 以及学术的自我改良等 , 最终主导彼时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选择 。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近代学制变革的影响下 , 对传统学术的承继与改良 , 往往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方法、批判理念、材料选择及具体论断的吸纳与扬弃中加以体现 。 ”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通过传统目录之学以“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试图借此把握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 。 这种知识构建选择不仅深受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 而且深受传统学术批评思路与认知视角的左右 。 这就促使彼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基于个人经历、时代需求与文学史编纂意图等融合而成的价值观念 , 甚至对未来中国形象的设想与期望等主观愿望的多方影响 , 最终建立起一种包含文学史编纂者个人经验、历代文学作品和历史上呈现的多重主体与多元层次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