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平安批》：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 五 ) |陈继明|平安批|郑梦梅|小说

特别是其置于家仇国难的历史境况中时，物质与情感之间的内涵迅速被激发、扩大，而且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平安批”本身从表现形式到话语修辞，从心绪寄寓到伦理旨向，都呈现出情、德、义、理的精神形态。 “平安批”的功能是汇报平安、遥寄祝愿又或是补贴家用、表达心意，这些都透露出传统的意绪和情结。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平安批”为中心，还牵引出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思。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敌入侵产生的民族大义和爱国心理，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郑梦梅身上，其恰恰是自文化传统演变而来。
也就是说，在现实的迁徙和冲击中，以及外在历史的变迭里，郑梦梅等人身上的传统文化的意绪和理念并没有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相反，其始终如石头一般坚固，这是他个人及其交往和行迹中最难能可贵的财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丰富复杂的现代化激荡之后，真正能够留存和流传下来的价值所在。
从小说《平安批》中，可以见出潮汕人民身上并存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他们务实、低调、沉稳，充满着物质主义与实干精神，却又深具情怀，对生命、对文化往往抱有理想化的追求，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怀着峻切的热望。陈继明紧紧围绕着“平安批” ，写批，亦是写人，更是写一个现代的中国，以及中国所遗落和存续的文化传统。 “乃铿真的不知道写给谁，时光里的那个老资格的收批人刚刚过世，或者，在乃铿准备写平安批的这个瞬间才刚刚过世，时光里再也没有谁适合做收批人了。一个收批人，原来是用几代人的无数封番批慢慢造就的。她死了，她的死里面竟然藏着另一个死，一个收批人的死。一个收批人死了。 ”情感的联结在此地此时显得如此内在而深刻，这是潮汕人民的情感结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同根共连的精神牵引。
03
文化裂变的过程经常是无迹可寻的，但有一点，其延续的历程必然联系着精神的再融通，尤其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中，传统的流绪不断分裂的同时，剥除陈旧而腐朽的层面，走向新的融合，也构成新的结构形态。在小说里，出人头地固然是“下南洋”者梦寐以求的所在，但是回过头看，无论在外面过得如何，寄批回家报“平安”是常态。那时出海在外的人们都知道， “离开后，家里的姿娘一定会去所有的庙里上香叩头，直到收到他寄回的平安批为止” 。源源不断的人们从韩江出去，再从汕头进入大海。他们为的是出门干一番事业， “发大财，娶番婆，光宗耀祖” 。然而这样的观念不仅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中国相抵牾，而且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中，更是在有识与有志之士身上渐为摈除。值得注意的是，在郑梦梅的身上， “下南洋”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新与旧的冲突。从现实的境况而言，他身上的礼、义、仁、德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以及历史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命运遭际之间，常常存在着截然的二元对立。在这样的新旧交杂中，郑梦梅内在的精神质地的守持和留存才真正释放出其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经历了内外的考验和冲击，甚至于传统自身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其内在的成色和力量才会最终投射出来，又或说在遭遇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种种磨砺时，文化传统在应对中的转圜才变得可靠，否则在百年来重大的动荡和变革中，固化的与不变的一切都终将变得可疑。
小说中，郑梦梅、陈光远、乔治三人自觉意气相投，遂仿照《三国演义》进行“桃园三结义” 。有意思的是，在结义的过程中，有一段三人关于“义”的讨论，对传统关于“义”的本意和变体进行了谈论。其中陈光远指出结“义”不妨碍彼此的观念意志相左与相异，而乔治则提出， “假如祸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 ，此“义”以及“义”的结合又当如何，郑梦梅则为此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