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多奇装异服 贵族以穿乞丐装为时尚

朱元璋统一天下,明代开始整体上大致恢复汉人衣冠,从唐代吸收了胡人习惯以后 , 发展出了汉人衣冠 。清代服饰让一些特立独行的王公贵族不满 , 有人竟宁愿穿乞丐装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 。中新网2月16日电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称,这种制度不但为礼教所维护,而且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敢轻易逾越 。然而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尤其是当一个王朝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候 , 人们对服饰求新求异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 从而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谓之“服妖”,甚至以为是亡国之兆 。明清两代就是显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旧制是其要务,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 。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 。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 , 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 , 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 , 不能混同 , 更不能僭越 。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 , 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 , 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 。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 。整个洪武年间 , 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 , 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 。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 , 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 。但服饰的单调呆板 , 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 , 尤其是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 , 城市更加繁荣 , 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 。一时间 , 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是“服妖”的出现 。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 , 脸上抹着白粉 , 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 , 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 , 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 。“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如果说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丽斗艳,其推动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则恰好相反,变成以“寒乞”为时尚,而其推动者则是贵胄子弟 。近人李孟符着《春冰室野乘》记载 , 自光绪中叶以来 , 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 。他亲眼见到一个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 , 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 。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可是其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洗了一把脸,又显出“白如冠玉”,原来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贝勒,着的是煤灰涂面的“时世妆” 。李孟符向朋友打听,这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 。后来身经庚子之乱的李孟符不禁感叹 , 这种“服妖”实为神州陆沉之预兆 。明清两代“服妖”风尚各异,实质则一,均为人们对服装求新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谓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下民的穿著打扮轻易不去干预 , 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