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戴蒙德对谈项飙：相比于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是更严重的全球问题( 三 ) 戴蒙德|项飙|对谈|流动性|疫情

项飙同样强调，我们在应对此类问题时需要更加重视“全球南方”的作用。 “现代化的叙事确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当扭曲的画面，即每个人都应该渴望拥有欧洲人或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但从历史上看，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枪炮和病菌殖民之上的，它在道德上大有问题，在生态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项飙认为， “全球南方”当下希望提供一个新的全球性答案，而这一答案其实是有其思想史来源的（“全球南方”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等地区组成）。例如印度的甘地、中国的章太炎、日本的竹内好等思想家，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工业文明展开过深入的批评，并提出过一种组织我们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全新想象，而“我们可以试图恢复这一传统” 。
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个道德故事？
许多人会将戴蒙德的写作归入“大历史”的范畴，因为他试图解释人类文明发生和演化的宏观过程。在对谈中，两位学者也谈到了彼此对“历史”的看法。在戴蒙德眼中，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且他力图“让历史比历史学家追求的历史更科学” 。戴蒙德认为历史能被视为科学的基础，是我们能看到普遍历史教训的存在。
戴蒙德举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修昔底德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在公元前4世纪记录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历史学家，在修昔底德那里，爆发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上源于一种“信号”的缺乏。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作为打击和保护科林斯的城邦，都没有向彼此明确示意他们的“底线”何在。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一战和二战中，一战中的英国与法国开战，同样是因为英国没有给出明确的“信号” 。 “如果你不发出信号，对方就会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这是历史上的普遍教训。 ”戴蒙德认为，这一历史教训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被讲述，此后在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正是这种差异中的普遍性，让他有信心将历史研究发展为科学。
项飙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历史是人类的活动，我们无法脱离“谁的历史”的追问。 “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历史，不可能是受害者和战败者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项飙认为历史更像是一个“道德故事” ，赋权人们去理解他们所身处的位置，并指导他们行动。他认为我们十分需要给予像亚力这样的人以“力量感” ，给予世界更丰富的历史叙事。
两位学者的作品都曾引发学术界之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他们如何进行写作，也是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对此，项飙强调了写作驱动力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写作必须有一种沟通的欲望。 ”他特别提到，对于亚洲国家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培养这种写作的冲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往往认为写作是一场表演，必须遵循一定的框架、一定的体裁、一定的公式，以证明你有能力驾驭某种写作风格，或是为权威写作，以获得某些你想要的奖励” 。
针对当下的写作环境，项飙也认为，社交媒体时代对于学者们的公共写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读者们往往缺乏耐心阅读深度的文章和书。另一方面，资讯的发达、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实也培育了更多元、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年轻人们渴望新的想法、新的分析、新的语言，这对于学者们通过写作与公众进行对话也创造了更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