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威涛|国内两大知名舞团宣布解散后,茅威涛更新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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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威涛
我做了一个梦 。 梦见1983年 , 黄龙洞艺校的练功房内 , 我对着镜子 , 老师站在我身边 , “小百花”的姐妹们围站在身后 。
镜子里那张脸 , 像是今天的我 , 又像是过去的 。 我看自己看得出神 , 突然 , 有个声音喊:“茅老师!”我下意识地回头 , 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没有 。 空荡荡的练功房 , 老师和姐妹们也消失了 。
于是 , 我重新看向镜子 , 渴望回到梦的最初 。 但那镜子已不是先前的镜子 。 镜子里映出的 , 只有红色的座椅和寂静无边的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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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 21岁的我和28位从浙江各地而来的平均年龄18岁的姐妹们 , 组成了今天被誉为“小百花原生代”的赴港演出团 , 我戏称那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团” 。
我们这群“乡下丫头”第一次去香港 , 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洋气点” , 于是相约去了彼时延安路上最厉害的时美理发店烫头 。 烫了头误以为自己看起来有些像“都市人” , 到了香港才知道“时尚”和“怪异”也就一线之隔 。
好在 , 我们的业务能力比“烫的头”要靠谱许多 。 在香港的新光大戏院 , 我们以《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三出大戏和两台经典折子戏连演14天15场 , 创下了香港戏曲演出档期最紧的纪录 , 场场售罄爆满 。 此后 , 北京、上海相继巡演 , 全国刮起了一阵“小百花”旋风 。 1984年5月21日 ,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保留这一团体 , 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 同年10月 , 应文化部之邀 , 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 , 更是有幸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被我们亲切称为奶奶的邓颖超先生的接见 , 邓奶奶亲笔题词:“不骄不满 , 才能进步;精益求精 , 后来居上 。 ”
那个万人空巷争相看戏的年代 , 是属于我们的“辉煌岁月” , 观众和我们都以为大家将会永远在一起 。 可是 , 世事无常 , 直至耳顺之年 , 我也仍旧未能习惯离别 。 我时常还是会想——如果大家不曾离散 , “小百花”会不会还有别的面貌?但我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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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小百花”进京汇报演出邓颖超在中南海接见“小百花”带团领导和老师以及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1999年 , 37岁的我放下以我自己名字命名的戏剧工作室 , 正式担任“小百花”团长 。 我曾把担任18年“小百花”团长的自己比喻成守着“老宅子”的长女 。 我手上握着串钥匙 , 守着挤满回忆的大宅 , 成天兜来转去 。 窗子破了要修补 , 墙纸旧了要更换 。
万幸 , “小百花”没有辜负邓颖超奶奶他们的期望 , 没能忘记身为国有院团的使命 , 在几任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 , 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戏剧界最顶尖的剧团 , 也是拥有国际交流次数最多的院团 , 2013年荣获文化部授予的39家“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 。
我管着“老宅子”的钥匙 , 同时守着无数的“约定” , 丝毫不敢懈怠 。 “小百花”创始人之一的顾锡东伯伯曾说:“小百花最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场 。 ”这件事 , 花了18年 , 我们总算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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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威涛与顾锡东伯伯合影(摄于1986年出访新加坡演出)
2019年 , 小百花越剧场正式对外营业 。 受前任厅党组的委派 , 我卸任“小百花”团长职务 , 参照社科院的模式 , 以“离岗创业”的身份任职百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 , 开始走上了一条“摸石子过河”推进国有院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探索之路 。 许多人都笑我“傻”——放着体制内有保障的康庄大道不走 , 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崎岖之路;许多人不理解 , 以为茅威涛“下海经商”当企业家了 。 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 因为 , 这也是一个“约定”——寻找国有院团改革既有的保留事业编制与转企这两种最主要的模式之外 , 是否还有第三种模式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