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心学即实学，浙东文化自宾之道 |心学|黄宗羲|知行合一|王守仁

璞瑅学宫
黄宗羲又进一步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研究王学，扬弃了王阳明思想及其后学的唯心成分，继承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主张“经世致用” 。他推崇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那样能任天下之重的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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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前宁波的学术文化要远远落后于宁波的商贸文化。自两宋以来，宁波人不但开始重视学术文化的建设，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北宋庆历年间，有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等硕儒在四明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开创了四明兴学重教的好风气。南宋时，明州既是当时重镇，也是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同时也是“浙东文化”的开创时期。
儒学发展到南宋，明显地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大学派。心学和理学原是同宗，都以孔子之道为道统，崇尚孔孟的仁义思想。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始于对孟子“性善论”尽心知性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太极和无极”、“格物致知”、“尊德性而道问学”等问题的不同认识。
理学以先验的“理”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程颐说，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 ”“天理”主宰一切，人的一切作为，合于天理便是善，违背天理便是恶。朱熹又进一步认为， “人之性之所以为人者，是天理。 ”他们又将人之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 。
理学家将人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要求都看作为“人欲” ，而人欲是危险的， “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 ，人欲是恶，因而人性中常会发生“理欲冲突、天人交战”的情况，所以理学家竭力主张“存天理，去人欲” 。这种观念大大地扼杀了人的本能，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
与之对立的象山心学，则认为心即是理，理在人心之中，人只要保持赤子之心，清除后天的污染，天理和人心并无二致， “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 。
陆九渊认为理学的“天理人欲之分极有病” ，对人的欲望不能一概否定，要分清这欲望是正当的还是邪恶的，主张“切己自反，改过迁善” 。他还指出，看一个人是否有道德，要从他日常生活中去看，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地步，亦只是眼前道理。 ”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理学对人性的束缚。
当时，陆九渊的几位弟子如杨简、袁燮、沈焕、舒璘等都是四明人，又同时在明州开馆授徒，所以影响很大，被称四明四先生。后人将四人的思想学说统称为“四明学派” ， “四明学派”实质上就是“心学”派。
杨简在陆九渊“心即是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意”字，他说， “此心本无过，动于意斯有过。意动于声色故有过，意动于货利故有过，意动于物我故有过，千失万过皆有意动而生。 ”故孔子每每戒人毋意毋必毋固。他认为， “意如云气，能蔽日月光明” ，意害道害心，是人之至善之性的大敌，因而不良意念一旦流露，就必须将它克服。他在《绝四记》写道：“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必固凝重，始丧其明，始失其灵。 ”这对象山心学又有新的发展。
象山心学与朱熹理学另一个分歧点是对《中庸》中“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的不同解析。
朱陆两派在江西鹅湖会上展开激烈辩论，陆九渊认为， “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尊德性”为大， “先立乎其大” ，其他学问都能随之而归。如果本体不立，只在问学上下工夫，就是无源之水，学问虽多而无益。朱熹则认为，要尊德性先要道问学，学者要以问学为先，格物穷理是入圣的阶梯，要学者反反复复去读圣贤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