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这些原来都是书法伪常识 |文学院|笔法|楷书|常识|九成宫

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门类之一，书法在当下的中国依然影响甚广。除却为数不少的专门从业者，喜好欣赏乃至有意挥毫泼墨者，更是一个无法确切统计的庞大群体。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书法并非乏人问津的古老遗产，而是深深嵌入到中国人基因中的独特文化实践。
不过，与庞大受众的热切需求不匹配的是，如今飘荡于讲堂会场，游走于市肆坊巷的各式所谓书法常识、技法、口诀、经验、心得等，其实充斥着程度不一的失实与错谬，以致误入歧途、虚耗光阴的事例不绝于耳。这既说明了高等书法教育还有许多未尽之力，也反映出书法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有待更准确、更深入的开掘。基于此，倘循着先“破”后“立”的逻辑顺序略加厘清，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仍是确切无疑、历久弥新的箴言。
疫情之下，山东大学文学院别出心裁组建师生互动小组，六十多名在职教师积极参与，以举办主题沙龙的形式，开展多彩活动，纾解学生情绪，反响热烈。针对上述问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青年教师陈硕，在他带领的“艺文类聚”小组的第一次活动上，就书法学习中的若干问题与学生展开了深入交流，特别是“拆”了不少书法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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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伪常识横行“三个凡是”不可取
时下流行的书法伪常识难以一一列举，其中尤有代表性者，主要有五类，以下稍述其名目，并附辨正。
其一，技法方面。如将笔法等同于“中锋”加“提按” ，将用笔动作集中于笔画的首尾两端与转折处。这类谬解源于作者只关注到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以来的部分范本，同时受到许多明清论者解读的误导，对“中锋”“提按”采取了绝对化、机械化的解读。故而忽略了作为一个柔软圆锥的毛笔所必然具有的“八面出锋”的物理功能。
其二，工具方面。如坚持必须使用羊毫笔、生宣纸才能练字。考察中国的文具发展史可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硬毫笔、无墨晕效果的纸张（或绢帛等丝织物）主导了书写行为。今人熟知的古代名作如《兰亭序》，其实与羊毫笔、生宣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此二者成为书法创作的主导性工具，大致是清中后期以来的事情。
其三，书写实践方面。如认为只有写好唐楷才能再去写其他字体，以及简单地把练字时间的长久等同于技艺的深厚。关于前者，需要了解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草书先于行书成熟，行书先于楷书成熟。这也就意味着，汉魏六朝时期一众精于行、草的书法家（如“二王”），是不可能先去学习唐楷的技术而后才作行、作草的。关于后者，启功有一则论书札记，说理透辟：“所谓工夫，非时间久、数量多之谓也。任笔为字，无理无趣，愈多愈久，谬习成痼。惟落笔总求在法度之中，虽少必准，准中之熟，从心所欲……”
其四，历史知识方面。如简单地认为古代文字遗迹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且都值得取法。其实，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家。而数量庞大的古代文字遗迹，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像《兰亭序》《九成宫醴泉铭》这样出自确切的书法名家之手的；也有像《礼器碑》《张猛龙碑》这样应由彼时的善书者执笔的，只不过其名未传；但还有不计其数的字迹制作者（包括书写者、镌刻者、铸造者、摹写者）是下层文人、工匠甚至低识字群体，涉及的字迹包括器物款识、竹简木牍、敦煌文书、墓志造像、砖瓦陶文等。自然，以上并非都是名家力作，也难都被冠以“书法”之名，进而被学书者不加辨识、毫无策略地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