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周晓虹：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 二 ) |周晓虹|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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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米德的这本著作是以1926年在美属萨摩亚岛上9个月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写成的，那时她和后来写出了《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特都师从人类学大师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0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 ，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 ，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 。但是，种种发轫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在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具备了依赖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向先前的理论挑战的勇气。尽管她并未完全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鉴于他们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此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留下的诸多民族志研究，包括《萨摩亚人的成年》和前述《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都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严峻的挑战，它使得社会行为解释的后天论对先天论获得了一次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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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商务印书馆版）
米德去世五年之后，她的著作受到了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批评。在《米德和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幻灭》（1983）中，弗里德曼对米德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虽然就像我的同事、人类学家范可教授为商务版《萨摩亚人的成年》撰写的译序所说的一样，尽管米德的研究不乏“不尽如人意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所呈现的资料之真实性不容置疑” ，但于我而言，米德的一生的发现和见解的意义还另有一层：那就是1970年在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刚刚退去之时，这位70岁的老人就代沟问题写下的《文化与承诺》，后来影响到我的“文化反哺”概念的提出，也因此再续了我与商务的非商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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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商务印书馆版）
我提出文化反哺概念时，刚刚译完《文化与承诺》不久。 1988年在家中过春节，三年前强烈反对我穿西服的父亲，拿出一套新买的西服和一根领带，让我教他如何打领带。联想起三年前老人家从补发的离休军人服装费中拿出200元给我买衣物，但规定不准买西装，到现在他自己穿西装、打领带，这一转变确实令人惊讶。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里，整个国家阴霾尽扫、人心雀跃，加之国门打开、西风东渐，一系列新鲜事物出现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当中。父亲的转变其实只是原本刻板保守的老一代人无数转变中的一种，却在我敏感的心头酝酿出充分的想象。经验现实的变化，加上米德理论的启发，很快促使我提出了“文化反哺”这一颇具本土特色的概念，并写成了最初那篇万字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