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周晓虹：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 |周晓虹|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

【商务印书馆|周晓虹：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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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2月23日第14版，作者周晓虹，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2008-2017）、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2016）、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2014-2016）、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14-2020）。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
文 | 周晓虹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上回去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120周年庆典已经五年。那年我正好60岁，和商务印书馆差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
因为自小喜爱读书，虽说在中学时代和下乡的两三年内要读到一本好书非常困难，常常是借到手的书第二天就要归还，但商务印书馆的大名在心中却一直神圣异常。后来， “文革”结束，考上了大学，尤其是1980年代在“文化热”开启的年代我又弃医从文，接着考上了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买进的商务版图书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记清，但最初那些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基本上都是见一本买一本，说句笑话，和这家大名鼎鼎的印书馆的“商务性”往来十分频繁。从最初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到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墨菲和科瓦奇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再到最后涂尔干的《自杀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不同学科的商务版图书的买进，不但反映了这些学科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恢复繁盛的先后顺序，也反映了我本人的学术兴趣的演进过程：从一开始的哲学和美学，到中途的心理学，再到后来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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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系列）
对学者来说，买书只是其个人生涯的奠基工程，类似于这些年火爆的房地产业的“三通一平” 。究竟要买多少书才能成为学者，自然因个人的天然禀赋和用功程度而异。于我而言，如果从1978年上大学常规购书开始，到1987年硕士毕业正式入职南京大学，大概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不过如果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算可能要更短一些。当然，虽说从1984年后我已经开始常规性地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也开始出版著作和译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敢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社投稿的，所以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性”往来要比“商务性”往来（购书）延后许多。
大概是2007年，用孔老夫子的话说此时的我已经迈入知天命的年纪，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要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一套人类学的译著，我与李姚军合译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有幸忝列其中。最早翻译这本书时，我和李姚军都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潘建国编辑来南开为“文化研究丛书”组稿，就选中了这本书和米德的另一本《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宋践译）。记得我先是翻译了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但后翻译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顺利，不仅在交稿的第二年就顺利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次年就介绍到海峡对岸，由台北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繁体字版。一时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人类学界都小有影响， 1990年前后投身人类学甚至社会学科的人大多读过这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