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 。 1992年后 , 整个社会因朝向市场的转型发生了更加意想不到的变化 , 尤其是家用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 开始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 也使我们关于文化反哺的思考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起来 。 1998年 , 同样和商务多有联系的好友周宪教授在与同事讨论计算机应用时无意中的一句“我儿子说……” , 就像十年前父亲让我教他打领带的事件一样 , 犹如开闸之水汹涌奔腾 , 再一次激发了我的社会学想象力 。 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焦点组访谈来获取经验性资料 , 再对文化反哺做一番探究 。 在这一促动下 , 我完成了五大城市77户人家的访谈 ,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 并撰成50万字的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革命》 , 同时顺利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文库》 。
接下来 , 万事俱备 。 我与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发生了令人难忘的非商务往来:2015年《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并在不久之后又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外译项目 , 2020年由英国老牌出版商罗特里奇出版公司分上下两册出版 。 更有意思的是 , “文化反哺”概念在社会学界发酵的同时 , 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讨论青年文化的流行词汇 , 并于2010年被选做浙江省高考作文试题 , 2016年又入选浙江省初中英语选读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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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哺》中英文版
大概是上述铺陈做得顺畅 。 这几年 ,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日趋频繁 。 2018年 , 受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委托 , 我主持开启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 , 并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一系列相关书系的出版协议:2019年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陆远获首届余天休优秀博士论文奖的著作《传承与断裂: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 作为“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书系的第一本著作出版 , 一时间好评如潮 。 2021年 , 我和谢寿光共同编辑了15年的《中国研究》杂志移至商务印书馆 , 改由我和翟学伟教授主编 , 立志继续“让中国研究听到中国的声音”;同年 , 在访问海内外40位社会学家的基础上 , 由我主编的上下两卷110万字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也由商务出版 , 《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主编专访 , 探照灯、凤凰网、新京报等多家媒体也将该书列入年度好书推荐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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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 在不久的将来 , “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丛书”和包括《重建中国社会学》《弄潮三十年——30位下海知识分子口述史》在内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也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 。 看来 ,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非商务往来不过刚刚开了个头 , 而接下来的日子也因此而会变得充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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