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像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 。这是对政治的退避，也是对社会的退避 。而对社会的退避并不等于对“公共空间”的退避，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人生的退避，也就是向“私人领域”的回归 。
因此，苏轼认为极简的生活方式蕴含了巨大的价值，它能够实现主体在公共生活中失去的自由：

“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丝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诗书可乐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 ， 将谢世路而适吾所自适乎？”
——《送张道士序》

衣食住行皆极为简单，诗书就是娱乐，出游也很简单，“谢世路”的目的是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是啊，越是简单的生活，似乎越是能体现士人的自由人格 。在苏轼看来，微物属于自己能把握的私人领域，更能体现士人的自主自由的主体意识；而像治国、平天下，那种宏大之物不是人所能控制了的，且容易将人异化于其中 。因此，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 ， 活在当下，才是苏轼的人生所追求 。
不管什么样的处境，苏轼都能从生活中体会到快乐 。所以 ， 在苏轼的诗词中，你能看到他如何在晨风中梳头，如何用热水洗脚，这些大多数诗人们不会记录的生活细节 。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美好的触觉体验 。只有一个人完全放松身心，才能有这样细微、美妙的感受 。
就这样，苏轼用诗词把艰苦的流放生涯，变成了一个个连续的、流动的、美好的瞬间 。正如我们熟悉的那《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用艺术表达处理痛苦，改变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 ， 同时 ， 也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 。
结语
陶渊明说自己“性本爱丘山”，不但选择了归园田居式的隐逸生活，还将他的隐居生活事无巨细地用诗展现出来 。他不但是个隐士，还要书写这种生活 ， 让现实中的隐士与文字中的隐士内外一致 。
从古至今，很多人都是通过批判什么、反抗着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其实，他们未必有什么主张，只是用一种反抗的姿态来证明，自己永远活在自己反抗的东西里而已 。而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是顺其自然、乐在其中，他没有空泛地叫卖他的主张，而是通过自我审视的视角，将他生活的细节事无巨细地展示给了大家 。
苏轼推崇陶渊明 ， 虽他没有归隐与山林，但将自己投身于艺术，将艺术当作是修行 。他受陶渊明真情流露的审美方式影响，用艺术的眼观看待一切事物 。所以，同样是吃肉，他吃的都比别人有滋味，在诗、词、文、绘画、书法、鉴赏诸多的领域都能成为专家 。

陶渊明也会陷入内心的矛盾，但从不会自我否定 。陶渊明对得失、穷达、贵贱、贫富乃至生死的超脱，这使他的人生无入而不自得，在任何困顿贫乏的境遇中都能保持心境的怡然和乐 。
苏轼也一样，所以他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中称“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这说明苏轼已经将陶渊明当作是他最为敬服，也最为亲近的精神知己 。安贫乐道，在颜回身上是一种外部的评价；在陶渊明身上则是一种自我的评价；在欧阳修那里，是山水田园之乐；而到了苏轼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根植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在感受 。面对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苏轼将陶渊明“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升级为“活在当下”，使之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铭刻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之中 。这也是陶渊明，苏轼对我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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