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今日批评家｜?董迎春：语言本体的书写( 五 ) |海德格尔|董迎春|诗歌|写作

在董迎春的象征体系中， “水”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构成我们一生的词语，隐喻了我们“水上奔波的一生”（《命运书》）。它是抵达的道路，也是远离的推手， “但是水，水，引导我抵达你， //那远方的远方，那透明的透明/水席卷居所，水淹没故乡”（《祈祷书》）。同时，水之意象还包含一系列由“水”衍生的家族相似式意象：流水、河流、雨、雪花、泪滴等。它们是故乡、是圣地的语词化，因为“唯有语词读出乡音/唯以流水识别”（《时辰之诗》）。在我看来，他的诗作中关于雨的精彩象征为数不少。 “我们在夜的子宫穿行/下雨，往家赶/亮光变成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黄昏》）黑夜是孕育我们的子宫，是物质性的母亲，亮光及其代表的光明则象征精神性的父亲。而在驱使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力量就是雨，它驱赶并引导我们抵达。在另一首《瞬间》，他对雨的这种超现实的力量有更形象的展示：“雨停了/街道落回世上/ 雨停了/世界在体内生长。 ”雨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将现实世界灌入人的体内，将人从现实的平庸中唤醒，使人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关联。而作为“水书”这一命名，一方面暗示了要把文字写在水上的理想主义，是信仰之书，另一方面，也注定这种理想主义必然失败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迎春完成了形而上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 ”这种反抗的意义不在于企图挽救或颠覆现实，而是要表现其失落的过程中创造自己。
三
在诗歌创作之外，董迎春2008年以来的诗歌批评独树一帜，纵观其诗歌批评，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对当代诗歌的形式文化学分析。 2007—2010年，他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与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相识。赵先生是当代中国符号学的领军人物，其形式论、叙事学、符号学方面的课程对董迎春的诗歌批评影响巨大，集中体现在他的《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在他看来，诗歌作为80年代重要的文化样式之一， “参与了同期意识形态的建构” 。要考察作为文化的80年代诗歌，就必须考察该文学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蕴含。他根据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从修辞的角度将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与北岛、于坚、西川、伊沙等诗人的创作对应，审视其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与文化焦虑。这种始于形式、终于文化的诗歌批评，表明“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这种对当代诗歌的形式文化学分析与当前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不谋而合，可谓诗歌领域的文化研究。其价值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 ”以往被视为纯文学的诗歌，因为其语言来自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处理和对传统文学修辞的再开发，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会参与意识形态建构，揭示这一点对当下的诗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董迎春诗歌批评的另一条路径是他命名为“孤寂诗写”诗歌理论建构。这大概源于海德格尔的《诗歌中的语言》，他指出：“孤寂作为纯粹的精神而成其本质。 ”海德格尔将孤寂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是一种聚集。这种精神以一种燃烧的方式“把灵魂聚集为一，并因此而使灵魂之本质开始漫游。 ”而董迎春将孤寂理解为现代人的本质，认为孤寂诗写是在虚无中诗歌写作者对命运可能性的形而上学沉思。这一路径可以说是其诗歌创作中孤独主题的理论延伸，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诗歌构成互文。